城管突围重疏导

　　日前，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立项的《中国城市综合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就该课题大纲开始向公众征求意见。此项研究建议，各地成立由市长牵头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协调统筹一个城市多部门的城市管理职能，形成“大城管”格局。

　　“大城管”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厘清城管的合法性和制度性问题，在制度上对城管有规范和授权，让其名正言顺。

　　伴随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各地城市快速扩张，城管队伍应运而生。但从诞生那一刻起，便面对着小利益、大冲突，责任重、少依托，权限杂、缺规范的尴尬处境。以至城管队伍常常要在运动式执法的努力中，达到难以独自承受的城市管理目标。

　　城管该管什么？城管能管什么？一直是被垢病且困扰城管队伍自身的老问题。此次改革思路提出“城管应该管也只能管城市基础功能和城市公共空间，而衍生功能即人类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则不应当由城管去管理。”这无疑是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和定位。

　　更为重要的是，“大城管”的改革思路表明城市管理者已经认识到“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的关键点，正是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尽可能多的实际可分享空间”。

　　城市管理，其主旨不是限制和取消，而是使公民的活动有序化和不损害他人、社会。我国各地屡屡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已证明，强制性限制已不适应当前的城市管理。面对城市管理的困境，应当从制度上重新设计，任何管理都应该是“疏”比“堵”更重要。

　　至少在今后20年，中国还将是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村居民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这是他们分享社会发展、城市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城市当然需要畅通的交通、整洁的街道，但当这种需要与部分公众尤其是弱势者的基本权利、生存需要发生冲突时，权力应该对权利保持最大限度的敬畏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