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职业“医闹”：给多少钱闹多大事 打架单付

　　500元标准：派年轻人吓唬医生打架单付费

　　“500元一天的是这样，我可以给你找些年轻人，你觉得哪个医生的做法不令你满意了，这几个人就可以去办公室摆个阵势吓唬吓唬人。”北青报记者追问“这是指帮我教训那个医生吗？”大李随后带着不屑的表情答道：“500元就想教训人？现在哪有这个价格？”

　　“如果你想教训人，我们还有另外的收费标准，那是一次性付费，价格另算。你要砸砸医院闹闹事啥的也行，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管得严，我们也不能去医院那么明目张胆地闹，但是私下里教训个人没啥问题。”他表示这个价格之所以不好定，主要还有未知因素存在。“比如教训人时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我们的人受伤了，去医院治疗的费用也得你出，所以这一块的价格不好说。”

　　在工资的支付问题上，大李一点儿也不含糊。“钱都是日付，去一天就收一次钱，到时候你把钱给我就行，我负责帮你找人。”当北青报记者询问是否需要给他一定“好处费”时，他露出略显狡黠的笑容称：“其实我拿不了几个钱，这些钱都是给闹事的人，最后你和医院协商，赔付价格要是达到你满意了，你也可以从中象征性地给我一点，这个我不拒绝。”

　　“医闹”过程需家属配合但不保证结果

　　大李表示，专业医闹并不会“无理取闹”，“开闹”之前需要患者家属的配合。

　　“你把化验单、输液单那些原始文件拿到手研究一下，看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问题，首先要找到医院的漏洞，比如是不是医院输液输错了，这个必须要有实打实的证据，否则我们也不好闹。其次，就是要逼着医院松口，比如医院承认过失，一旦他说了可以赔点钱，你就咬着他不放，直到闹到你满意的价格为止，最重要的是让医院先开那个口，然后我们再以家属的身份跟着一块去闹。”

　　据他透露，现在的医闹并不对赔付结果负责。“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啊，我也就是出人力帮你去闹，但是结果方面很难保证，对于能赔多少钱，这点我们可拿不准。比如闹到最后拿不到你满意的价格，这个我们不负责，我们就是在过程里帮你争取一下。所以工资必须要日付，我们出人力，你出钱，其他的你不用管。”

　　在“闹事者”方面，医闹组织者也有自己的顾虑和选择。“找上年纪的老头老太太去闹，年龄大，人家也不敢管，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也不好说。要不然就找上年纪的妇女，她们最大特点是能耗，胡搅蛮缠啥的都行。要是找几个年轻人，医院保安很快就把警察找来了，人家说你是寻衅滋事，把你带走拘留个五天啥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北青报记者询问这些“医闹”是否为他的亲戚时，他只是草草答了一句：“找人还不容易，多的就是人，这些你就不用管了。你要是考虑清楚了，就给我打电话吧。”

　　留下这一句话后，大李便不愿再多言，他的身影也淹没在医院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

　　号贩子劝诫：医闹有风险最好走法律途径

　　在马路另一侧的医院东区门前，号贩子老韩表示自己对“医闹”并不陌生，现在的他虽然早已远离这片“医闹江湖”，但他依旧深谙行业内惯用的一些“伎俩”。

　　“要是放在三年前我也敢闹，但是现在管得严，尤其是在北京，我可不敢明目张胆的闹，但是我可以给你‘支招’，告诉你该怎么做，一定要你们家属亲自去闹。”

　　“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不能胡搅蛮缠啊。首先你要拿着临时医嘱、化验单，看问题主要出在哪儿。再有，实话告诉您，去院长办公室闹最管用，去哪儿都没有那里好使，效果最明显。”和大李说法不同的是，老韩建议北青报记者和医院交涉之时回避“赔钱”这个问题。“您千万别提赔钱的事儿，一提那个就不好使，目的性太明显了，根本闹不成。你闹的时候，就向医院质问‘为什么没有把病人医好’，你就反复强调这个点，因为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职责，你一旦提钱就啥事也办不成了。”

　　老韩身边的一名号贩子也表示，“找些老头老太太去闹效果最好，你上北京站那些地方找找，只要每天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跟着你们家属一块去就好办了。”但是，当他知道“患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时，话锋急转直下。“说实话，医闹都不愿给老年人‘闹’，上了年纪的出点什么问题都很正常，要是没有明确的证据也很难跟医院说。”

　　老韩建议北青报记者最好还是走法律途径，“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去问问律师，现在国家管的特别严，而且专业医闹的收费价格也不低，你最后得到的赔付价格搞不好还不够支付医闹的。”说罢，他热心地递上名片，“有什么事儿你就打我电话，我给您免费支招。”

　　官方设立专门机构解决医患纠纷

　　解决医患纠纷，并非只有向非法职业医闹求助这一条路。实际上，2011年5月30日北京正式成立了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两年以来结案3442件，患者获赔1.8亿元。

　　“如果对医院的治疗结果不满意，可以向第三方调解机构寻求帮助，我们医调委正是这样的机构。但是，目前不少患者并不清楚医调委的作用，以至于发生纠纷时还总是诉诸于不正确的解决途径。”北京市医调委常务副主任刘方在接受采访时对北青报记者说道。

　　据刘方介绍，过去医患之间发生纠纷后，各家医院自行处理解决，由于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和程序不尽相同，可能会造成‘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恶性循环。同时给职业医闹提供了可乘之机。调解机制的介入，在医患双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调解时双方地位对等，使得和解变得可能。调解的成功有利于有效缓解医患关系。

　　医调委一位一线调解员向北青报记者表示，“以前我曾接触过不少医闹。我记得有起人民医院的案子，一名医闹来做代理，他说是患者的干儿子；在同仁医院的一起纠纷案中，我又见到了同一个人，他又变成了患者的干爹，这些医闹在纠纷中充当的是专业代理人的角色。我们呼吁患者在遇到纠纷时，诉诸合情合法的解决途径。”

　　“这两年，我们观察到职业医闹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近来警方也在进行调查，打击专业的医闹组织。如果更多的患者能意识到医疗纠纷调解机构的作用，相信医调委能够协调、帮助医患双方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消除争议，社会上的医闹行为或许会有所降低。”刘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