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车“浪费”严重 家里吵架找眼镜塞牙都叫120

　　急救车一直被社会视为“救命车”“生命线”。然而，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北京急救资源“浪费”严重，急救中心有时甚至被恶意骚扰。“救命车”陷入如此尴尬境遇，将导致危重病人拨打急救电话，急救中心就近无车可派，耽误患者治疗。

　　塞牙也叫急救车

　　记者在北京急救中心采访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王老先生打电话说他老伴发病了，昏迷不醒，需要急救。北京急救中心每辆急救车上都装着GPS，调度员迅速查找王老先生家周围的急救车时发现，当时附近的车都派出去了。

　　此时，距离王老先生最近的有两辆急救车，其中一辆距离仅1公里，出车原因是一对夫妇“吵架，丈夫感觉自己的妻子精神不太对”，于是拨打了120电话。急救人员到达后，这位妻子让急救人员“帮忙找眼镜好吧，眼镜被一巴掌打掉了”。医生询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只重复一句话“帮我找找眼镜”。北京急救中心医生说，当时这位女士没有明显的生病特征。

　　后来，这位女士的情绪稳定了，也不需要送往医院，急救人员离开，整个过程耗时20分钟。随后，这辆急救车立即赶往王老先生家，一路上交通拥堵严重，虽然司机不断鸣笛，但是很少有车辆避让，甚至有私家车抢道。等来到王先生家给患者检查发现，患者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有的人塞牙了，甚至家里的狗有问题了，也拨打‘120’电话。”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说，还有的是酒喝多了，晚上不好打车，就说自己醉了，头晕，然后让急救车把他送到自己家附近的医院，到医院门口又说自己好了，实际上就是回家。“这种现象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方便了，但是他占用了急救资源，会让真正需要的人丧失最佳急救时机，甚至失去生命。”

　　每天给北京急救中心调度平台打电话的呼入量是6000多次，受理量约1200次，派出急救车的数量900次左右。刘红梅说，派出去的900车次，到现场后进行医学处置的(医疗救治率)的不足30%。“在30%的医疗救治率中，危重病人不到一半。”

　　大医院急诊科没床位

　　记者采访时，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生刘杨讲了他最近的一次经历。一个17岁的男孩在北京朝阳公园踢足球时摔倒，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他的同伴拨打了120电话。急救车很快赶到，刘杨检查过后，认为男孩是髌骨错位并无大碍，只需立即到医院对错位的髌骨复位，所以建议去附近医院，但家属坚持要求医生把男孩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

　　朝阳公园距离积水潭医院12公里，经过北京朝阳医院等多家三级甲等医院，这些医院都足以医治男孩的骨伤。而在此前，刘杨已经接到调度中心的通知，积水潭医院急诊科目前没有急救床位。可家属不相信，执意要把孩子送往积水潭医院。

　　到达积水潭医院后，急诊科确实没有病床，男孩只能先躺在急救车的担架床上，等待空余床位出现。刘杨告诉记者，这是急救医生最头疼的情况。因为急救车只配备一张担架床。患者占用了担架床，救护车就没法开走，“这种情况现在非常普遍，如果此时再有人需要紧急救护，即使我们马上回中心再取一个备用担架床，再赶往急救现场，时间也浪费在路上了。”

　　北京急救中心多位急救医生表示，很多患者家属只信赖著名的三甲医院。即使患者的病情并不严重，普通医院甚至社区医院完全可以治疗，家属仍执意要求去大医院。为了避免产生纠纷，急救医生只能尊重病人的意愿。

　　把病人送到哪家医院是谁说了算？刘红梅说，急救的工作原则是“就近、就急、就能力”，也要“就家属意愿”，就是说在病人生命体征不是很危重的情况下，会考虑家属意愿。

　　急救人才短缺

　　北京市卫生局副巡视员赵涛说，北京等地的急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急救人才短缺，可以说严重匮乏。

　　刘红梅说，由于劳动强度大、执业风险高、收入相对较低，虽然急救中心有编制，但是招不来人。“我们有进京指标，能解决北京户口都没人来。

　　针对急救资源被浪费的状况，赵涛呼吁大家合理利用急救资源。刘红梅说，现在虽然制定了急救中心的职责，但是没有立法，就是说当有人打进来电话来要车，急救中心通常情况下没有权力拒绝。“曾经有人说塞牙了，要求我们去剔牙，当时确实没车就没有派，如果他反复打电话，我若有车的话，也得给他派，没有法律保障我可以不派车。”因此，刘红梅呼吁为急救立法，对急救职责进行规范。

　　刘红梅说，在法国是有急救调度医师的，法律赋予其一定的权力，调度指挥中心每天24小时都有急救调度师值班，由他来判断这辆救护车到底派还是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