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制度走过十年 新闻发言人你记住多少

　　市民：

　　不认识。

　　市民：

　　不知道。

　　市民：

　　华春莹。

　　市民：

　　洪磊。

　　市民：

　　偶尔能在电视上看到，也没太在意他们叫什么。

　　市民：

　　看脸会认识，但是具体名字可能不是很清楚。

　　解说：

　　为了更好的向公众传达政府声音，国办意见还明确规定，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每年应出席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或相关负责人至少每季度出席一次。国信办主任蔡名照对此也表示，“这是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向刚性约束迈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白岩松：

　　其实刚才有很多接受采访的观众朋友说到华春莹、洪磊等等，在我们的严格意义来算，并没有把他们算在十年新闻发言人成长的道路上，为什么？因为中国外交部作为最早跟世界接轨的部门，中国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其实是在那诞生的，咱都不要往远了说周恩来、龚鹏等等，改革开放之后，包括钱其琛等等都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是跟世界接轨，因此，外事用了一种国际规则去办。但是十年前的“非典”一下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如果信息不能够公开，给整个民族和这个社会以及时代带来的威胁简直太大了。所以，正是从那年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在中央以及国务院的支持下，开始了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我们称其为“黄埔”一期和二期，像王旭明等等这些人，包括武和平都是属于“黄埔”一期、二期的。因此，刚一开始大家的干劲都足，但是之后当然会遇到很多挑战，而且其中也存在经验不足等等。就像蔡名照刚才说的，很多的新闻发言人现在不敢说，不愿说，它是两个原因构成的，第一个原因，有相当多的政府发言人，他是有这个热情的，想说，但是别人会觉得，哟，你出风头吧，干吗呀，咱们这个部门凭什么总说，其它部门不也不说吗。另外有的时候是常在河边走就会湿鞋，容易出错误，领导可能就会批评他，担的责任太大。另外一种不愿说、不敢说是看到王勇平不是在动车事故的时候出错了，很多人指责。我们现在宁求无功，但求无过，因此，闭嘴最好。所以相当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你会发现后来就消失了一样，蒸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公开和透明又需求他，因此，这一周出台的《意见》简直像久旱逢甘霖一样。

　　我们来看看这里，这就跟很多人期待的，一定要用制度化的方式去推进它，让不敢说、不愿说的人必须去说，因为有制度在这。我们看这个制度，这次意见强调，“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每年应出席一次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其实是说部长们，你应该一年有一次吧。“新闻发言人或者相关负责人至少每季度要出席一次”吧。虽然我觉得每季度并不解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国务院各部委办局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每个月开一次，并且向未来每半个月开一次去挺进。但是请注意，刚一开始每季度是针对从来不开新闻发布会的，要用制度化去约束他们，这是下限。我想很多部门不能够只遵循国务院这个意见的下限吧？好了，你既然说一个季度开一回，我就一个季度开一回。我觉得还是事业要进步的，要去追求一个月一次，才更加靠谱。但是这个意见非常重要的值得赞一下的原因就是，这个制度化规定了，将使每一个新闻发言人，不管你多么不敢说，不愿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今后起码下限，你每季度得说一回了。

　　来，回头我们就看看这十年不容易走过来的道路。

　　解说：

　　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仍然对他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的言行举止印象深刻。从2003年到2008年，王旭明做了五年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经历了100多场新闻发布会和上千次的记者采访。作为当时国内比较有个性的发言人之一，他在任时的表现获得过赞扬，也饱受过争论。例如“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满意论”、“媒体无知论”，这些言论经常把他由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面对着各种非议，王旭明仍然在不断的寻求发言人这个角色的创新，比如2007年，他在有关领导提议下，把新闻发布会现场搬到了田间地头，而除了最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外，他还组织新闻采访团到一线采访，举行新闻吹风会，做访谈节目，请网站直播新闻发布会。

　　王旭明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我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确确实实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有许多好的政策，但是这些好的政策实实在在地说，还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文件中，停留在会议里，停留在上下级的传达程序上面。真正要进入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我觉得可能还要有相当的一批人专门来做这个工作。

　　解说：

　　把政府的政策切实的传播出去，把政府的声音及时的告知给公众，这是一个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最根本的职责。1982年3月26号，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70、80位中外记者就围着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进行了五分钟的发布，而这次被认为是新中国首次有新闻发言人主持的会议。一直到2003年，一场“非典”，使得政府信息的及时披露成了刻不容缓的需求，那一年也成了中国新闻发布工作的转折之年。

　　王国庆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原来我们很难，要请一个部委的负责同志来开发布会，打电话、去函，有的时候是求。但是“非典”完了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不是我们去求，有很多情况是回过来了，要求我们开发布会。

　　解说：

　　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对外公布了62个部委，75名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迈上的新台阶。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同时，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率先进行新闻发言人定点、定时、自主发布新闻，在过去十年里，这个制度已经进入了很多部门的常态化运行体系。

　　白岩松：

　　接下来我要连线王旭明。不过在连线王旭明之前，我要先说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王勇平。其实透过王勇平在新闻发布制度方面的一个探索，以及后来动车事故之后那个被饱受争议的新闻发布会，包括我在节目当中也是批评，比如说他说“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高铁技术是先进的”等等，当时我们的节目都在批评他。可是我一再要去强调，他就是在一个不该去他开新闻发布会的场所开了他的新闻发布会，准备不足，也说明了我们整个新闻发布的配套制度还并不成熟。当时这样一个国人关注的灾难性的事件，起码应该是当时的铁道部部长或者副部长去开这样的新闻发布会，但是躲了，然后把王勇平在几乎没太准备的情况下推到发布会的现场，而他又不知道决策和背后很多道道，因此只能在那说、说、说。回头一看，应该对王勇平那一瞬间的那种勇气要赞叹，说的内容要坚决批评，一个事是要分成两个层面的。但是他为新闻发布的制度也是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我想王旭明也会有这种感触。开个玩笑，王旭明作为语文出版社社长，今天晚上其实应该看本台的节目汉语听写大会，但是我想他心里更牵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前进。王旭明你好。看到了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我在想，你格外看重的是什么？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