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赞臣、多美滋、雅培、富仕兰(美素佳儿)、恒天然等5家洋奶粉企业因价格垄断行被国家发改委进行处罚,罚金总计高达5.05亿元;
另一场规模空前的医药商业贿赂整治风暴中,葛兰素史克、阿斯利康、赛诺菲、优时比等多家外资药企也不同程度陷入调查谜团。
又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发改委正在收集证据,对外国车企进行反垄断调查……
一些在华外企的密集“出事”,让人们产生了疑问:中国是否在刻意针对外资企业?英国《经济学家》报道称,外国科技公司中存在对“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把它们赶出中国”的担忧。
中国真的正在驱赶外资么?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外企紧张反腐调查中国正在针对外企?
有观点猜疑,中国的密集调查和执法行为明显是在针对在华外企。
“我不这么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表示,垄断不只是对外国企业,对国内企业我们也同样有反垄断调查。“反垄断法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宪法。不仅是对外国的企业,我们对自己的国企和民企也都是这种要求。商业贿赂就更不行了,在哪个国家都不行。”白明说。
白明认为,并非驱赶外企,中国也是欢迎外资。国家发改委下属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也在近日表示,中国反垄断调查的矛头并非专门针对外资企业,国内企业也受到同样调查。
商务部新闻发现人沈丹阳表示,反垄断调查只为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非针对外企,我国对外资吸引力依然强劲。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么开放呢?”,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政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分论坛上表示,中国特别开放,70%的GDP来自于贸易,中国也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绝大部分中国的出口是外资企业的出口,沃尔玛(中国)从中国的出口就占了中国总出口的10%以上。30%内部的骨干网是思科做的,华为在美国一分钱都没卖出去,如果看一看IBM的计算机,甲骨文的数据库都在中国扎了根。
英国《经济学家》8月24日文章称,外资公司喜欢抱怨在中国做生意的是是非非:游戏规则不利于它们,中国本土企业腐败,政府却总是对外企施压。但在这些牢骚背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跨国公司在华遭遇障碍,但与日韩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时所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相比,中国在张开双臂欢迎它们。若说中国会像美国赶走华为一样赶跑这些企业,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路透社9月3日以《担忧调查的在华外企变得更顺从》为题报道称,在华外企对中国当局展开的大量反垄断和反腐调查日益紧张,正聘请律师确保它们的经营活动遵守中国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国商会2013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谈到,2012年,由于业绩表现强劲,以及未来三年中国国内需求将会大幅增长的预计,美国在华企业保持乐观。这不仅反映在企业的预期上,还表现在其实际规划上。参与2012年商务环境调查的绝大多数美国企业将中国列为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之一,其中大部分企业将在华实现的利润用于再投资。
从该调查结果上也能够看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众多美国企业看来依然具有吸引力。
中国在变:“是个外企就欢迎的日子过去了”
从1979年改革开放起,中国就开始吸引和利用外资。然而,在1979—1991年间,合计利用FDI仅233.5亿美元。引进外资的高潮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此后跨国公司才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从2002年开始,FDI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突破了500亿美元。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4月底,我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金额1.3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中居第二位。2012年,在全球吸收外资下降18%、亚洲地区吸收外资下降9.5%的大背景下,我国实际吸收外资金额仍高达1117.2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千亿美元。
当然,早期引进外资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追求利用外资数量的现象。为了完成指标,一些地方给予外商超出国家规定的种种优惠、对外商投资项目免收土地出让金、对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上先征后退等条件,甚至有地方引进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不仅占用了大量耕地,还破坏了环境和自然资源。
然而,从2006年开始,素来以“超国民待遇”而闻名的中国外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转变:2007年,《反垄断法》在经过了十多年酝酿讨论之后终于获得通过,进一步细化了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敏感性行业的政策,完善外资产业准入制度,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外资并购新规投入实施;政府发布政策限制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
2010年12月1日起,中国取消了对外企最后两项税收优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在当时便指出,在一个市场里面,作为一个外资企业同样要参与竞争,你给他税收优惠,这对其他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是不公平的,所以从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说,把外资企业的这种待遇逐步恢复到国民待遇,符合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
很多曾在中国创下良好业绩的外企,目前在遭遇到了经营的瓶颈甚至是逆境,还有部分外资因成本问题撤离中国的情况。这与外资在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被逐步取消有关,因为在无形中提高了外资进入中国的门槛。一位美国IT企业的中国区税务总监坦言,现在外资在中国几乎没有享受优惠,“超国民待遇”已经是过去时。
有评论认为,各地政府现在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环境友好型的外企。“改革开放,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给一些超国民待遇,那只是一个阶段的产物。”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说,“过去第一考虑的是把资金给引过来,现在考虑的是资源配置,你的资源正好是我稀缺的我才要。带来环境污染的或者我们不稀缺的,我们就不一定要。我们对我们的企业什么样,我们就对你什么样。”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还他们以国民待遇,过去一直用超国民待遇,他们已经享受惯了,第一杯羹当中他们分走太多了。不论是外资、民营和国有,都应该享受国民待遇,不能超国民待遇。”清华大学韩秀云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当然,外资企业不能因遭遇调查处理就摆出一副很受伤的模样,把这简单归结为受歧视、遭打压,甚至断言中国市场环境恶化。实际上,外资公司一面担忧和抱怨,一面却经常会被曝光出一些侵害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事件。除了文章开头几个近期的重大事件外,家乐福、沃尔玛等商超的食品安全问题,苹果手机、大众等对华实行售后服务“双重标准”等都曾见诸报端,逐渐失去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我觉得就是让他们适应中国的政策,慢慢地习惯起来。在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你应该尊重我们的所有,你在我们国家你就得守法。”韩秀云教授对记者说。
中企在国外:更受歧视?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规模增长超200倍,成功率达40%,”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陈润云曾这样公开表示。但也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失败率达到11%,为全球最高,海外并购绝非“有钱”就能一帆风顺。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频频遭遇阻力,“尤其是发达国家。(但)在外资的审批方面,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的反而要比我们的少一些。他们主要是市场经济,尤其是竞争性领域,但是在涉及战略领域、国家安全领域,他们的审查要比我们更严。”白明对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说。
中企的投资失利,尤其反映在美国市场上。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在去年底的“大使投资论坛”中,就中国对美国投资问题发表演讲时表示,“需要向那些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强调:我们欢迎你们的投资”。
然而,中企在美投资屡遭麻烦: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折戟、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利等等。即便是成功完成的交易,其背后也不乏曲折的经历:联想在2005年收购IB M的PC业务时,美国国会议员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加以阻挠。
在中企投资海外失败案例中,华为的屡次失利,更是引起国内媒体和学界的热议。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2010年收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 eaf公司时,都遭遇阻滞。2012年,美国对华为、中兴的“封杀令”更引发哗然,长达52页的报告称两家企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白明告诉记者:“是有投资歧视,有的是有冷战思维在里头;比如中兴、华为,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出台的一个报告,提出5个建议限制中兴、华为在美国的生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曾表示:“如果中国的投资,被美方认定为获得了有助于中国更快崛起的技术,美方就会找出各种理由阻挠投资。”
而相比中国,“我们大量使用美国通讯设备,IBM,微软等等,可是我们对他们没有过多的限制。尤其是一些重要部门,也使用电脑和通讯设备。”白明对记者说。
当然,美国市场的情况只是一个缩影,或者说是问题的集中体现。中企在欧洲的业务拓展一样面临阻滞。欧盟委员会最新一份贸易统计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7月,欧盟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及征收惩罚性关税措施多数是针对产自中国的产品。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韩秀云教授认为,这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一个必然的过程,走出去必然遇到困难。
中企如何更顺利的“走出去”?
白明认为,从企业角度讲,选好项目。有三个时间段,一个是项目的筛选,包括调查、避免有可能带来阻碍的领域,尽可能事先避免风险。第二,如果出现阻碍,要适当做工作,包括双方要对等,因为不光是你限制我,我也可以限制你,要用同一把尺子,我觉得要做必要的反制。第三个,就是收购的问题,即便是让你进入了,企业留下的烂摊子你未必能玩转。
“中国走出去,我觉得是中国的企业慢慢被认识的一个过程,而且他们(国外市场)早晚会接受中国的企业。就像接受中国是一个强国和中国的产品,是必然;也得让他们适应起来。”韩秀云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