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落马高官”担心被认为同党对抗不请律师

　　2013年8月22日至26日，被告人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期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新闻发言人，向庭外的新闻记者介绍情况，并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发布了庭审情况。

　　此案的审理，刷新了之前公众对审理“落马高官”的认识。

　　一段时期以来，“落马高官”较多，对于如何审判，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新京报专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有着“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他曾先后多次担任落马高官的辩护律师。

　　如何选择律师

　　不请律师的主要原因是“落马官员”的认识和观念不到位，法治观念相对淡薄和缺乏对律师制度的了解。

　　新京报：每逢审判“落马高官”，总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落马高官”这个说法合适吗？

　　田文昌：“落马高官”被送上法庭，他就是普通的犯罪嫌疑人，已经与“官员”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落马前的身份，人们还不能完全把他当成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所以才引起更多的关注。

　　新京报：据了解，有不少官员落马后不请律师，比如原某省委书记当年被指控后就表示：“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不请律师的原因是什么？

　　田文昌：这种现象以前相对普遍一些，近几年有所好转，大部分“落马高官”都会选择聘请律师。“落马高官”不请律师的因素很多，比如对指控争议不大，观念上有误区，法律知识匮乏，包括请律师会被认为态度不好，跟司法机关对抗等。

　　总体来看，主要原因还是“落马高官”的认识和观念不到位，就是法治观念相对淡薄和缺乏对律师制度的了解，导致不少官员认为不请律师会被认为是认罪态度好，请律师就是认罪态度不好。

　　新京报：那“落马高官”的代理律师由谁来决定？

　　田文昌：从目前情况看，既有“落马高官”自己挑选，也有家属出面挑选，既有法院指定，也有律师主动联系，这些情况都有，具体不太好说。不管哪种情况，最终都是要经过当事人同意的，选择权在当事人那里。

　　新京报：“落马高官”选择律师的标准是什么？更加信任？影响力大？办案水平高？代理费用低？

　　田文昌：这些因素都会有，但关键问题是这些“落马高官”对律师、律师行业和律师制度普遍缺乏了解。他们认为哪个律师更合适，基本上都是靠听说的。

　　之前有不少“落马高官”找我做律师，也是听别人说的，然后托关系联系。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位时一般不会主动去了解律师行业的。

　　法院如何审判

　　直播是对公正审判的一种考验和测试。反过来看，直播也倒逼审判更严谨，更公正，更经受起考验。

　　新京报：据报道说，2001年之前，大多“落马高官”案件均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审判。2001年，辽宁“慕马案”第一次采用了异地办案、异地审判的模式。从“本地”到“异地”，在审理上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田文昌：从“本地”到“异地”，表示对类似案件的处理越来越慎重。一般来说，小官无所谓“异地”还是“本地”审判。开始“异地办案”和“异地审判”的具体标志事件不太好说，但有一点，因为“落马高官”在当地的影响较大，所以“异地”审理的最大作用就是避嫌，避免当地的不公正审理。

　　新京报：从目前看，法院审判“落马高官”有哪些特点？

　　田文昌：主要就是影响大，敏感度高，程序上更为严谨，从趋势上看也在逐步走向透明和公开。同时，也是通过对“落马高官”的公开审理表现出公开的公正，或者叫看得见的公正。

　　新京报：庭审直播，对于审判“落马高官”带来哪些影响？

　　田文昌：如果能做到公正，就不会怕直播，直播是对公正审判的一种考验和测试。反过来看，直播也倒逼审判更严谨，更公正，更经得起考验。

　　我认为，即使是对一些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落马高官”的审理，也不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应该以法律的公正，还治于对法律的践踏，这才是司法文明的真正体现。反之，则很容易引起公众对涉事“落马高官”的同情和怜悯。

　　所以说，一些“落马高官”在位时肆意践踏法律，有的甚至闹出“表情犯”之类的笑话，引起法学界和律师界人士的强烈反感，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人士还坚持支持公开审理，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公开性。

　　律师如何辩护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律师必须介入，即使没有律师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

　　新京报：你曾说，“落马高官案背后常常夹杂着权力的因素，律师若想要认真地办，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风险。”都有哪些“难题和风险”？

　　田文昌：当前的法治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作为律师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被误解和报复，甚至有人把律师说成是贪腐官员的“帮凶”。其实这种说法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为“落马高官”辩护的律师，在审判前基本上和“落马高官”都是不认识的，既然是犯罪后认识的，怎么能说是“帮凶”？

　　当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尽职尽责。

　　新京报：你总结了“落马高官”案的五大特点：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预——尤其是权力干预，取证难，案情复杂和律师风险大。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律师要为“落马高官”辩护？

　　田文昌：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总的来说，有两个层面的因素，于公而言，从责任角度上说是推动法治进程，从职业角度来说也是职业生涯的历练。当然，为“落马高官”辩护也的确容易出名。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律师必须介入，即使没有律师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

　　新京报：据说陈良宇、陈希同等“落马高官”都曾找你做辩护律师，你都给推了，为什么？

　　田文昌：作为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很愿意接高官的案子，可是找来的又非常多，确实也忙不过来。所以我接的很少。

　　至于选择案子的主要倾向，我更注重能否体现作为律师的价值和作用。难度大、争议大的案子，更能够发挥律师的作用，也更需要律师。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倾向于接这样的案子。

　　法院如何结案

　　办案中不能再把口供当做“证据之王”，必须重视物证和旁证的作用，这样就会把证据链做实。

　　新京报：如果在庭审中出现意外，当事官员当庭全部推翻以往供述，怎么办？

　　田文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可怕，很大的启示就是点出了当下的一个误区——定罪太重口供。目前法律规定的本意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但在现实中过于重口供。

　　办案中不能再把口供当做“证据之王”，必须重视物证和旁证的作用，这样就会把证据链做实，就不怕翻供。

　　过于侧重口供，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通过诱供和刑讯逼供来获得口供，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另一种就是没有口供就不敢定罪。

　　新京报：据报道，落马官员基本都服从一审判决，不再选择上诉，共同的原因是什么？

　　田文昌：我的印象恰恰相反，大多数“落马高官”都会选择上诉，我经手的官员案件，最后基本都上诉了。

　　虽然上诉的结果，大多是维持原判，但根据“上诉不加重”的原则，也不会加重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