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城市改造是城市经营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很多城市都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造城当中,就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人民日报》今天报道,国家发改委的一个课题组最近对我国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大约1.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竟然要建超过200个新城新区。
这组数字,让人有些吃惊。我们真的需要建这么多新城新区吗?不可否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旧城改造、建设新区是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城市新区曾经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亮点之一,以前的深圳、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还有像近几年的西咸新区,都为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贡献了很多价值。但是,人们也担心,一些地方在声势浩大的造城浪潮中忽视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鄂尔多斯,有这样一个盲目造城的先例,应该能够为其他地方敲响警钟:城市改造计划应该谨慎抉择。但是我们看到,国家发改委这次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中,平均每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造城”作为城市化扩容的升级版,原本是在原城区无法承载人口集聚压力和实现产业升级的情况下,另辟新城区来获取足够人口集聚和产业升级所需要的空间。
但是,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被颠倒了,变成通过“造城运动”达到人口集聚和产业升级的目的,而在改造过程中,公共设施缺乏、服务意识缺位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样的发展思路,能否迎来美好的结局?恐怕难以乐观回答。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财经专栏作家叶檀对此发表评论。
12个省会城市中,平均每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地级市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这组数据确实有些出人意料。结合当前各地的情况看,“造城”的动作是否用力过猛?
叶檀:这个大规模的造城其实印证了以前的一个观点——我们现在的城镇化主要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在新城造城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新城已经只剩下了空壳,在这个空壳里有一些城市获得新生,另外一些城市成为“鬼城”,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巨额压紧债务的负担,对土地财政就更加依赖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在推进新城的过程中,成本比较低,就造成大量追逐GDP和追逐政绩的行为,使得GDP背后的成本被忽略不见,这个对于整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非常糟糕的示范效应。最后在大规模的精神建设的过程中,因为政府主导,所以它存在普遍的低销现象。
这波造城之风兴起和信息化战略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央一再强调这一次新兴的城镇化核心一直强调人的城镇化,但是具体到地方政府操作,人就被忽略了,他们一味的追求新城区的规模,忽视了城市对于人口公共服务,这样的造城肯定不是真正的城镇化,那以人为本的理念缺失反映了什么问题?人的城镇化具体应该包涵哪些内容?
叶檀:人的城镇化之所以缺失,土地的城镇化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机制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误。土地城镇化可以很快取得政绩,而支出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的城镇化成本是最高的。因此,大部分人进城以后,需要技术培训、就业机会,以及给予最低的保障,这都是一个城镇非常艰难、非常困难的地方。
要改变原来的土地城镇化老路,走人的城镇化的新路,起码有一点必须要做到,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必须要开放户籍制度,否则不可能有人的城镇化,通过人的劳动力的自由流转实现人的城镇化和人的主动选择。
一些观点认为,二、三线城市因为经济增长潜力减退导致资本外移、人口流出的情况正在日趋明显,如果这种趋势不能扭转,即使再造一个新城,也可能会因为没有足够的市场消化功能而成为空城。这也提醒我们,与其在城市建设中一味贪大求洋,不如扎扎实实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真正提升城市的竞争力。那么,针对当前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需要什么样的决策、管理机制加以规范和引导和纠偏呢?
叶檀:如果是由政府主导土地,由政府配置基金,配置重要的要素,那么土地的城镇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城镇化就会以现在的模式往前走,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走到全国都成为鄂尔多斯的新城为止,这时候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才不得不慢下来。现在的土地城镇化有两方面需要扭转,第一,政府来配置资源还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如果是市场配置资源,有哪些城市的新区可以盈利、人口是足够的,消费能力是足够的,那么资金、人就会往那去,新城成为鬼城的概率就会比较少,而且即便成为鬼城,也不会由纳税人买单,政府主要做好规划和监管就可以了。另一方面,人的城镇化居然没有充分融入城市,没有户籍,没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也没有平等的福利机会,土地城市化在急剧的狂风暴雨猛劲的过程当中,有一批人甚至几亿人被落掉后面,表面上他们是进入了城市,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融入城市,未来会对一个城市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要花非常大的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