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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抗日烈士公墓调查:棺木被挖 在荒凉中破败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2013-08-28 15: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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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中国空军公墓调查

  一座75年历史的抗日烈士公墓,随着时代更迭而遭遇建之盛、毁之痛、名之累,最终伤痕累累

  这是一片寂寥而荒凉的所在。

  松树林中,一排排整齐的坟墓,每排三四座到二十多座不等。没有墓碑、没有鲜花,只有树木、枯枝和杂草。草木累积形成的黑色地面,踩上去松软绵滑,潮湿处还长出了一朵朵乳白色的菌子——这便是昆明市东郊长春山上,中国空军墓地迁葬地的模样。

  因墓地未迁葬前曾安葬过牺牲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因此被周边村民称为“飞虎公墓”。2013年8月中旬,一篇名为《昆明飞虎队公墓500英烈遗骨横陈6年无人管》的新闻传遍网络。记者亲见,有棺木被挖开,随意丢弃一旁。时值日本无条件投降68周年纪念日,在战争中为民族献身的将士却如此凄凉,一时间,舆论哗然。

  8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上山时,坟墓已被当地民政部门重新掩埋。没有了暴露在外的骨骸或棺盖,只有深红色、黄色新土覆盖于坟堆之上。

  从昆明市区开车到达经济开发区大石坝村,穿过两所民房间的一段长坡路,驶进坑洼不平的山路,约1公里后才能到达这座人迹罕至的长春山头。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立起的纪念碑,是唯一的识别标志。

  问起这座公墓,年轻人都茫然摇头不知所踪;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拼接出模糊的记忆。寻访时,一位老人惊讶于记者的问话,“这地方,现在真还有人管啊?”

  烈士归土

  二战时,美国阵亡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的母亲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信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亲笔写的,信中说,她的儿子在1942年4月28日驾驶飞机进行射击训练时突然坠入湖里,遗体在几星期后被打捞出水。

  “他被埋葬在昆明附近8公里的中国空军墓地,他的坟墓是第10号。他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和军人荣誉的形式进行的。”陈纳德在信中说。

  墓地的英文原名是“The Pilots' Cemetery for Chinese Government”,即“中国政府的飞行员墓地”;而昆明附近8公里,正是位于昆明东郊的阿拉乡小麻苴村。

  小麻苴村村民杨钧生于1935年,从记事起,他就知道父亲在看管一个公墓。小麻苴村后山据说风水极好,滇系首领唐继尧夫人的墓地也在此处,曾由杨钧的爷爷负责看管。

  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没有驻扎中国空军的昆明,由从杭州迁来的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出动应战,牺牲者被安葬在小麻苴村,称为“空军烈士墓”。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对日作战。因属于中国空军,牺牲飞行员也有一些葬于小麻苴村。

  杨钧常跟着父亲去墓地玩耍,“都是孩子,根本不知道害怕”。公墓在村里龙树庵后,四周挖了深沟,种着碗口粗的柏杨树。墓地坐西朝东,东边入口处竖着两座木牌坊,沙石路两边安葬着一排排的空军烈士。再往里,两旁各有一条长花坛,最后是一幢青瓦平房,那是由蒋中正题名的忠烈祠。

  忠烈祠里摆着长条供桌,上有木板台阶放置灵牌。杨钧父亲的工作是擦拭灵牌、拔除墓旁杂草;长大后,杨钧还在墓地入口两侧的空地上开荒,种些苞谷麦子。

  国民党将领许义浚的义子、附近村民郭师尧读小学时,曾被老师领来拜谒。那是1940年,已有约40座墓冢,墓前立有一人高的石碑,顶部由两块长短相差两尺的块状石重叠成,外表被水泥沙浆粉成灰白色,高出地面半米多。

  烈士牺牲后,棺木被存放在龙树庵里,每年在9月28日纪念日集中埋葬。穿着马靴的军乐队阵仗很大,“嘀嘀-嘀嘀-嘀-嘀,哒哒哒—”78岁的杨钧随口哼出,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来。他如今住在小麻苴村新开发的小高层里,几十年来第一次向媒体回忆往事,与他合住的孙子上初中了,也才知道他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空军公墓建立后,昆明地区负责机场管理维护的地勤部队,有因公殉职的航空站人员也被葬入公墓。此时,昆明几个机场的航空站,都隶属于中国空军第五路,昆明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卜保怡因此考证,空军烈士墓安葬的烈士,包括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中国空军第五路航空站和美国志愿队三个部分。

  不过,地勤人员下葬时没有军乐队,墓冢也是中国传统的拱起样式,被统一安葬在忠烈祠的北边。

  约翰·布莱克本则被安葬在忠烈祠的南边,没有与中国飞行员安葬在一处。墓碑上刻着英文,除此之外与中国飞行员墓碑没什么不同。与四五百人的中国飞行员、地勤相比,这里安葬的美国飞行员并不多,杨钧记得约有三四十人;另一位村民李文华回忆,最多不超过百人。

  一位名叫斯科特的美国飞虎队员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书中有过对这块墓地的描述:“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为一个教堂。葬礼是最令人悲哀的时刻,由随军牧师主持追悼会、念悼文,把盖着国旗的棺木放入云南的红土地里?此时一队飞机飞过墓地上空,低沉的马达声向他们致敬。”

  最初,墓地管理非常严格,不许进去放牛,祠堂也常年上锁。因善待空军公墓和唐夫人墓,小麻苴村民曾获得优惠待遇,每年村民代表只象征性地拎一提篮铜钱到五华山省政府,就算是交了税。

  但渐渐地,最接近龙树庵的壕沟被填起一处,村民随意进出,一些大胆的孩子在祠堂里找到新乐趣:将牌位取下,排列在地上玩多米诺骨牌的游戏。

  1948年前后,美国军人的棺木在一天之内被运走,空坟旁被插上一面美国国旗。1949年后,杨钧的父亲再也不用每月去巫家坝飞机场领工资了。

  迁移、破坏与发现

  1949年后,这片墓地被划归中国空军。1953年,部队要在此处建个库房,于是,一架牛车拉着一个棺木和一座墓碑,向东一直走了约4公里,到达了长春山上,沿着几年前战时挖的壕沟,建立了一处新的墓地。

  牌坊和忠烈祠没有运走,就地拆毁。

  1958年大跃进时,昆明农村开始大兴水利。长春山下大麻苴村修水库缺石料,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不是有几百口墓碑吗?于是,牛车再次出动。

  一位村民告诉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学者陈秀峰,这些牛车曾在战时运送军需,两个轮子配的都是美制十轮大卡淘汰下来的轮胎。到了1958年,还是这些牛车,转而把当年与他们共同战斗的烈士们的墓碑运去修水库。

  “当时的想法就是,国民党的东西嘛,谁都可以动。”杨钧说。

  没有墓碑,没人祭奠,空军公墓从此被遗忘,在一片荒林中渐渐破败。

  2007年,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得到了一本名为《铝迹》的英文书,作者是一位美国女性,名叫奎恩,她的丈夫在驼峰航线上牺牲。奎恩在书中写道:2名美国飞行员牺牲后,“墓地的位置就在‘昆明美军飞机场东北1英里处’”。

  孙官生和朋友们几经辗转,终于发现了长春山墓地。景象触目惊心,公墓遗址处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但墓坑很难辨认,棺木塌陷,有白骨裸露在外。

  之后,昆明市博物馆馆长田健曾专门上山考查,发现有二三十座被挖开的棺木,连成一片,明显有盗墓痕迹,“我个人推测,这片墓地是连片被挖的,可能盗墓贼发现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剩下的就没有动了。”

  他向当地村民打听,有村民说是上世纪80年代盗墓成风时,四处流窜的盗墓贼所为;还有村民听说被盗后上来查看,曾见到一顶军帽。

  墓碑也被陈秀峰等人在茶叶地水库寻访到。水库左侧的峭壁上有24级台阶,一看便是碑座石条砌成;台阶旁,一条引水用的出水槽裸露在外,高10多米,每块盖在水槽上的墓碑都被人工凿出了一个个碗大的进水洞,有的字迹还模糊可辨。

  最终,他们挖出了15块墓碑,完整的仅8块。碑顶都刻有一幅展翅长空的空军徽记,欧阳富、周绥鼎、陈文灼、梁绍刚、徐乾三、谢扬武?一个个被尘封的名字显露。

  陈秀峰说,他本想继续挖碑,听说大麻苴村的一些涵洞和路基下还有,于是与一位村领导商量,以100元一块的价格征购,没想到这位村领导仿佛看到了甜头:“100块?少了!1000块吧。”寻碑义举因此中止。

  时间到了2013年,公墓所在的两个村子都变了模样。小麻苴村正处于城中村改造进程中,龙树庵前都是成片的工地;大麻苴村新建了不少工厂,村里车辆轰鸣、尘土飞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时被告知,那个曾找到墓碑的水库也在轰轰烈烈的征地运动中被填平了。

   “飞虎”“国军”之争

  2008年,云南飞虎队研究会在长春山公墓前立了一块碑,正面刻着“昆明飞虎公墓”。背面碑文称,“原称昆明空军公墓,后因国人誉之空中飞虎,公墓亦随之称飞虎公墓?”

  因为这块碑,二战学者戈舒亚几乎与云南飞虎队研究会决裂。戈舒亚坚持认为,严格意义上,“飞虎队”特指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1941年底成立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止。如果更宽泛一些,也只能包括后来同样由陈纳德指挥、使用飞虎队徽的美国空军特遣队和第十四航空队。

  “百分之百没有‘飞虎队墓地’这一说”,戈舒亚说。一个事实是,自从1942年美国正式参战后,便在昆明另一处名叫羊甫头的地方正式建立了美军墓地。1998年,这片墓地被云南考古队发现,墓坑中没有骨骸,只有编号牌、降落伞、军毯等物品,据推测曾下葬约960名牺牲美军,尸骨之后被美方取出全部运回美国。

  戈舒亚认为,在正式建立美军墓地后,飞虎队不可能再将牺牲者安葬在小麻苴村,因此,在已葬的飞虎队员被运走,墓地迁葬至长春山后,也不应再称为“飞虎公墓”。

  2008年底,云南飞虎队研究会向省里提出,在恢复“昆明飞虎公墓”的同时开发长春山,建立经营性公墓,民政部门讨论后认为,“不宜将阵亡将士的忠骨与经营性墓地放在一起”,就此驳回。

  双方争论更加激烈。一方批评另一方傍上飞虎队的名声炒作,另一方则认为对方“思想僵化”——在老百姓心中,“飞虎队”早已成为所有来华作战的美国飞行员统称;甚至,中国飞行员也被称为“中国飞虎”。

  “我们在颂扬美国飞虎队功绩时,为什么要以埋没中国空军的功绩作为代价呢?想想都觉得太不公平了!”每每说到激动处,戈舒亚便不自觉地提高音量。

  埋葬者究竟是“飞虎队”还是“中国空军”,直接关系到其命名。虽未见于公开报道,但记者了解到,昆明市不同部门也在摇摆。2010年前后,昆明市外办曾主持召开专家会议,将长春山公墓确定为“昆明中国空军公墓迁葬地”;2010年8月底,云南省民政厅则发文定名为“昆明飞虎阵亡将士陵园”。

  然而,无论是应该命名为“飞虎公墓”或“中国空军墓地”,自2007年被重新发现后,长春山墓地的状况与初被发现时相差无几,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3年前,昆明市经济开发区民政局局长刘伟萍曾对媒体表示,这是由于公墓位于滇池周边,属严禁建造永久性建筑的昆明市规划禁建区,欲纳入正规管理,需由民政部门协调,解决规划审批和林地权属问题。

  2013年8月19日,昆明市民政局局长张正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解释,可能是由于经济开发区不断扩大规模,涉及到管辖区域规划变更、管理权移交等问题,因此还没有较大进展。

  事实上,该墓地7年来没有改观,表面上是名称之争或林地权属问题,实际则可能是性质之争。包括杨钧在内的多位村民向记者回忆,这块墓地并非只在1945年前使用,抗日胜利后,国民党仍在使用;一位民政工作人员也私下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既然是1949年前的国民党空军公墓,就不应该由民政部门管,应该负责的是统战部门。”因此,有学者认为,长春山墓地未来尽管可能会参照烈士陵园标准由政府投入,但它应该不会被称为“烈士陵园”。

  昆明市民政局长张正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如无异议,长春山墓地未来将会被命名为“昆明中国空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2013年8月17日,关爱抗战老兵基金管委会委员李明晖、志愿者武思琪,带着相机、白纸和测绘尺上了长春山。他们计划,在政府有所行动之前,发动专家和志愿者,开始推动墓地修复的志愿活动。

  无以祭奠,他们摘下松树青枝,插在坟头之上——60年来,在这片无人踏足的黄土坡上,松树大概是唯一陪伴这500位抗日将士亡灵的伙伴。

关键词:抗日烈士,公墓责任编辑:尹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