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机关夏季工时缩短 高温之下谁更该被关怀？

　　时值盛夏，湖北、江苏等多地政府部门施行弹性工时制，有的单位将工作时间减至五六个小时。按照相关规定，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那么，这种每日工作低于8小时的做法，究竟是合理调整还是隐形福利？工作时间“缩短”，公共服务质量如何保证？高温之下，谁更应该被关怀？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深入多地进行了追踪。

　　工时“缩短”，公共服务也“缩水”？

　　7月中旬，湖北、江苏等地机关开始执行“新”的工作时间表。记者17日在南京华侨路上的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门口看到一份《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接上级通知，自7月15日起，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4点半至17点半。

　　13点半，虽然还有1个小时才办公，但这个中心门口已聚集了上百位市民。14点，中心打开大门，市民蜂拥而入，纷纷抢占各个窗口，有的窗口排队超过20米，场面一度混乱。记者粗略估算，现场等候的市民超过200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些窗口陆续有工作人员到位，但一直等到快14点半才正式办公。正在排队的孙先生说，他已经是“三进宫”了，等了一个多小时，“有些工作人员早就到位了，为什么不能提前开工！”

　　虽然北京没有卷入此次工时“缩短”风波，但弹性工时制现象仍时有发生。记者17日从北京市科委、住建委等部门了解到，大都执行“朝九晚六”时间表，午休时间约2小时，每天实际工作时间7小时左右。

　　13点40分，记者来到北京一街道派出所，看到户籍室门前10多位市民正坐在台阶上等候，身后玻璃墙上贴着户籍室办公时间：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17点半。“我来了半个多小时了，这里没开门，大家伙只好在烈日下干等着。”前来办户口的陈大爷说。

　　工作时间缩短了，公务员是不是更忙了？答案是：“不一定”，忙闲主要看“岗位”。南京市秦淮区政府一位科长说，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与其调整工作时间，不如合理调整人员和岗位设置。如今工时减少一小时，有的岗位依然“闲死”，有的则“忙死”。

　　高温之下，谁更应该被关怀？

　　47岁的高大立是北京一名环卫工人，17日中午，记者见到烈日炎炎下他正忙着捡垃圾，额头上浸满了汗珠，衣服也湿了。“我每天在大街上干八九个小时，保持街道卫生不容易，加班是常有的事。”

　　其实，我国对缩短劳动者工作时间也有相关规定。2012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单位出台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对高温天气下室外露天作业时限、劳动者高温津贴等作出规定，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在执行中打了折扣。

　　“大多数公务员都在有空调的室内办公，何来防暑？”接受采访的市民纷纷表示，各级政府不应只顾着给自己缩短工时，而应该多关注真正需要关怀的人。

　　公务员的工作时间能随意减少吗？记者查阅公务员法看到：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而1995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明确，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该规定适用于包括公务员在内的所有职工。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滨认为，一些地方“缩短”工作时间的做法是不符合上述相关法规的。一些单位违反上级规定，但由于缺乏监督，长期以来被忽视。

　　18日，记者在北京、南京等地随机采访了数十位市民。对于工作时间“缩短”，大多数市民表示不满。“时间缩短了，以后办事要提前，人多那不是更不方便了吗？”南京市民黄峰说，夏天这么热，政府关心公务员，就把老百姓“晒”在一边？

　　“由于职能定位不同，一些部门工作人员忙闲不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等认为，不从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上下功夫，而从缩短工时上实施“一刀切”政策，显然不妥。公务员在岗的工作时间，应满足所在部门服务公众的需要、职责的履行。

　　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政府部门。在听到有无公示、是否征求民意问题后，有的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有的干脆避而不答。

　　转变作风，群众路线不能停在嘴上

　　中央近期要求各地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一些专家和群众质疑，政府机关率先缩短工时，是否欠妥？

　　记者就此向南京市房产管理部门了解情况，一位工作人员坦承，这并不是一个部门搞特殊，而是上级部门的统一规定，这也不是今年的特例，往年都是如此。“我们肯定会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全力为群众服务。”

　　“出台工时调整政策，走马观花下基层，也是工作作风不实的体现。”专家表示，一些单位和领导存在特权思维，遇事多考虑部门利益，往往忽视了大多数群众利益。

　　缩短工时已成为一项隐形福利。北京市民王小华等人说，走群众路线不能只停留在嘴上，老百姓的评价标准很简单，就看是否帮老百姓办实事，如果真心便民利民，老百姓自然满意了。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表示，公务员办公时间的增减虽然“事”小，但关乎公众利益，这样的决策应该把群众诉求放在首位，充分回应社会关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少一些领导‘拍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