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性精神病患者遭遇出院难 应反思陈旧治疗模式

　　黄雪涛：律师，公益法律组织——深圳衡平机构负责人，长期关注精神医学滥用，过度住院、过度治疗带来的社会问题。

　　【名词解释】　　

　　三级防治网络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三级网络的建设，在我国精神医学界已逐渐明确。大型精神专科医院主要解决疑难及重症，区县级精神卫生防治院(所)主要解决精神疾病患者的亚急性发病问题，比如那些诊断明确，但反复发病、功能丧失严重的慢性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应建立针对稳定期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中途宿舍、康复工厂、康复俱乐部、康复站等机构，让恢复较好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逐步融入正常的社区生活。

　　政府按照《残保法》，对精神障碍者启动司法保护，给予司法救济，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司法界为精神障碍者的人身自由权益发出声音，也有助于推动财政资源在建医院还是建社区康复机构之间，重新合理配置。

　　——黄雪涛

　　提供支持比惩罚更有效

　　新京报：《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是否接到一些已经符合出院条件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出院难的起诉？

　　黄雪涛：是，比如上海男子徐为(化名)被兄长送入精神病院十年的个案，不止出院难，还遭遇起诉立案难。无(司法)救济，则精神病患者无权利。写在纸上的权利，就是废纸一张。

　　新京报：这部法律对精神病人的权益受其监护人伤害的情形，似乎没有规定具体罚则，该由谁帮精神病人维护他们的权益？

　　黄雪涛：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通常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比如囚禁亲人，属于非法拘禁，有刑法可依，无需由精神卫生法规定。至于社会配套问题，未必全是立法问题，立法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认为，对出院人士和其家人提供支持，比惩罚对解决问题可能更有效。

　　应反思陈旧治疗模式

　　新京报：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重性精神病人即使被接回家，家里人也将其封闭，甚至锁在家里也很难坚持服药。

　　黄雪涛：长期封闭治疗，给患者带来的结果不是康复，不是回归社会，而是长期被隔离后的社会遗弃。这应该引起人们对封闭治疗模式的深刻检讨和反省。这样的治疗后果，谁还敢去看精神科，谁还敢接受精神科服务？

　　看到这些案例的披露，社会应对过去几十年陈旧治疗模式进行反思，而不应该是对自愿原则的质疑。

　　家属应向社会说出自己的各种艰难，提出各种需求。而政府、残联、民政以及社会各界，应对出院人士、家属，提供各种支持。

　　新京报：长期以来，人们更多谈论精神病患者一旦出院，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你认为，精神病患者滞留医院，也会产生社会危害？

　　黄雪涛：被隔离住院的精神障碍者中，被过度隔离、过度治疗的不在少数，很多人一旦被诊断，接下来等待他的就是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歧视。

　　另外，这样也占用和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必然也导致资源匮乏，引发另一个极端，该被收治的病人无法收治。

　　新京报：《精神卫生法》制定了20多年，如今出台两个月，是否已显现出欠缺，需要改进的地方？

　　黄雪涛：立法是引导社会改变的一种推动力，但改变需要社会适应的过程。新法肯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目前显示的问题，还不是这部法律的不足，而是过去旧习惯、旧毛病、旧问题的延续，属于旧债未清。对新法律还没充分学习和理解，执行新法的配套不足，是新制度的社会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