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背后的情报复合体

　　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将美国国安局的“棱镜计划”公之于众，一石激起千层浪，虚拟世界中的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内幕，随之呈现在世人面前。

　　斯诺登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还是美国安全的背叛者，言人人殊。斯诺登的泄密事件也让网络安全多了一层含义，除了国家之间的网络攻击或情报窃取外，还有政府与大公司组建的情报复合体对公民隐私的威胁。上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看到了军工复合体对自由社会的威胁，而时下全世界都面临着情报复合体的威胁。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对斯诺登泄密事件进行调查，身处香港的斯诺登或许要面临引渡和审判。但美国政府未必能够胜诉，因为它在两个方面已经涉嫌违宪：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武力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而斯诺登所揭秘的美国情报部门对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电话以及社交网络进行监控与分析的行为，事实上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

　　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米勒认为，网络监控服务于反恐行动，如果类似的监控在9·11之前便存在的话，或许能够避免悲剧。但这不能构成美国政府部门未经法院授权而直接监控公民的网络信息的理由。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即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斯诺登的泄密行为是违背了《反间谍法》还是捍卫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

　　上世纪70年，供职于国防部的埃尔斯伯格将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美国政府将两家媒体告上法院，但最高法院判决政府败诉。对于危害到公民权利的秘密，每个公民都有权公之于众，如果斯诺登案最终交由最高法院审判的话，人们将会看到最高法院在网络时代重新定义言论自由的含义。

　　毫无疑问，斯诺登的泄密行动让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陷入尴尬。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斯诺登事件，朝野上下则已经开始了激烈的争论。众议院议长博纳认为斯诺登是叛徒，但美国普通公民未必持相同看法。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斯诺登是英雄。在网络时代，实时监控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奥威尔在《1984》所描述的毛骨悚然的场景，当每个人都成为没有隐私的“透明人”时，自由社会也就随之消亡了。斯诺登揭示了包括谷歌在内的多家美国大公司，都是政府监控的合作者，在网络安全这个议题上，政府与企业界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犹如冷战期间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监控几乎是国际通行的潜规则，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着网络监控，言论自由已沦为一个相对概念。斯诺登无疑让美国政府出糗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事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存在。网络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需要合理的平衡点，而斯诺登的贡献在于将这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开启了一个博弈的过程。

　　而且，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网络安全是美国优先关注的问题。在一个人人都是发言者的时代，政府要全面监控言论，必须借助企业的力量。因此，在网络监控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利益重合点。当情报复合体形成之后，网络安全就成为获得拨款和利润的焦点，网络安全威胁与网络监控形成了一个不断强化的循环。网络安全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一旦涉及安全议题，政府就获得了不计成本予以应对的权利，滥权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美国政府以反恐为由继续网络监控，其他国家则有不同的侧重，这些理由都成了政府侵蚀言论自由、隐私权的“自足理由”。对美国而言，斯诺登泄密事件未必是美国的“滑铁卢”，而是启迪人们反思网络时代政府行为的伦理维度。

　　网络时代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也不意味着政府监管的缺位，而是需要程序正义。换句话说，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在法律框架之下寻求各自的自由。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政府需要搜集网络信息，但政府不能滥用这些信息侵夺公民的权利。如果出现滥权行为，无论作为情报机构雇员还是信息公司职员，都有必要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

　　网络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大大提高了公民个体对抗特权与滥权的能力，斯诺登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情报复合体，至于其中的滥权行为，也许只有法院才能给予认定。但值得一提的是，斯诺登之所以能以一己之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复合体进行对抗，是因为斯诺登身后有无数网民，尤其是捍卫自己隐私与言论自由的那些公民。而公民权利与情报复合体之间的博弈也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