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经济学受关注：改革魄力如朱镕基时代

　　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前程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

　　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巴克莱认为，李克强已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作出这个判断，是在政府“铁腕治理”了今年6月爆发的所谓“钱荒”之后——央行并未像以往一样，立即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一些流量，以缓解资金短缺，即商业银行渴求的“放水”。

　　事实证明，即使在过去的3个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新一届政府还是顶住了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

　　减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回忆起他曾主管的加工贸易不无唏嘘。加工贸易解决了中国的1.2亿农民工就业问题，也成就了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的出口。但中国出口如今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前5个月的出口只有1.6%的增长，离我们制定的10%的目标有很大距离。“全年能否有一个好的前景？我们期待着，但是很困难。”魏建国说。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因为前30年的模式不能支撑未来的发展了，必须调整前30年的模式。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经济减速中央政府有压力，地方政府有压力，企业有压力，市场有压力，银行也有压力，但有压力才能转型，没有压力是不可能转型的。

　　现在看来，中央政府愿意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付出短期的经济减速的代价。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要迈过一道坎的阶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

　　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品制造国；但与此同时，信贷扩张、过度投资、地方债风险、出口依赖、生态破坏，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与低效，也成为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重代价。

　　“这的确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奇布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政府的权力超过了经济发展，这样会阻碍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非常谨慎。”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认为，在这个转型期，中国经济必须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模式转到以消费为驱动的模式上来。“因为中国的消费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太弱了，甚至比起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中国的消费总体上也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在其主政波兰期间，曾追求一种黄金(1236.50,23.80,1.96%)秩序，即一种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速度平衡了出口、进口，平衡了投资、GDP、消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在他看来，中国也应该这样。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坦言：“我们的经济最终要逐步转向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然而，这种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恐怕5年不一定能完成。从提出转型经济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怎么理想。”

　　新动力

　　当然，在过去的3个月里，新一届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月底，李克强到江苏、上海考察时，同意并推进建立上海自贸区，从而使上海、长三角、长江流域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以自贸区建设构建新引擎。

　　5月底，李克强出席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峰会，要求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月初，到河北考察时，李克强提出加快环渤海地区一体化建设，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新引擎。

　　“现在看来，产业、区域和开放，这三个方面都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王一鸣说，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这是从供给端来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城镇化则主要解决中国经济需求端的问题，它对中国意味着，未来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及新的投资需求。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然而，前30年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刺激经济增长之后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仍让决策者心有余悸。在GDP指标的考核指挥下，地方政府抓项目，修大马路，建高楼，建新区，建广场……却仍然没有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

　　“新一轮的城镇化要坚决避免城镇化的弊端，这需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前不久，刚刚参加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分组讨论。“讨论很热烈，平常一般到11点左右就散会了，我所在的第六小组一直讨论至中午12点。城镇化实在太复杂，达成共识比较难。”

　　事实上，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十二五”城镇化规划》早在去年底就已完成，但迟迟未公布，主要原因亦是大家对城镇化的路径还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在讨论什么样的城镇化，地方政府在做什么样的城镇化，都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两者很有可能并不一致。他在中国很多城市考察时，鲜见城市的改革，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扩张的冲动。

　　“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结果还是GDP。土地的城镇化远比人的城镇化重要。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很多的钱加大投资，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早已高企的地方债风险。”他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才是城镇化的推手。

　　放权

　　对处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来说，怎么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关键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认为，必须扭转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造成的经济失衡问题。

　　她以近些年产能严重过剩的光伏、风电、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痛陈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这些产业一上升到国家战略，经国家规划，就变成了政府行为，各级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政绩工程，于是全国若干个政绩工程出来，很快导致过剩。一些产能过剩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这种产能不仅在国内需求过剩，而且放眼全球我们这个生产能力也是过剩的。光伏就是这样。”

　　由于政府干预下导致的经济失衡，“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巨大存量，GDP的总量，产能的总量，以及贸易的总量都挺大。要把我们的存量调整作为改革中最大的试点。”

　　然而，这么大的存量到底怎么消化、盘活，是个问题。

　　“怎么办？只有用时间来调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化解我们过去严重过剩的产能。”张燕生说。

　　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仍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稳中国经济下一步要出大问题。”

　　霍建国同样将实体经济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强调，“现在的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主要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好，给它们一个公平的环境，民间的内生动力发展欲望是很强的，若能动员发展起来将解决很多问题。”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么放权，民营经济怎么发展，怎么打破一些垄断，怎么使得金融机制能够为这些创业和中小企业服务。”

　　李克强上任之后，曾代表新一届政府作出承诺，要把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1700多项再削减1/3以上。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又强调，大幅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真正向市场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放松政府管制也因此被学界扩大解释为“李克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从朱镕基到李克强

　　人们期待着“李克强经济学”将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上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诚如李克强本人所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的改革魄力也唤起了人们对朱镕基时代的记忆。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掌管中国经济的几年间，朱镕基以其惊人的改革魄力和勇气，克服内外部的矛盾和挑战，推出了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业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最终将计划体制下的中国转轨经济带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李克强和朱镕基一样，都接手了一个过度投资的经济体，都处于一个矛盾和利益冲突极其尖锐和复杂的转型期，并且，现在看来，他们都准备以短期的改革阵痛换取更长期的、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

　　但相比之下，李克强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微博)分析：一是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全球化红利在减退；二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改革遭遇深水区；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四是经济转型的任务很重，但中国经济升级版不可能一天完成。

　　管清友在回顾改革开放经济史的时候，以“三次闯关”来总结期间的三个关键时间点上所经历的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物价闯关，内容是将实行了4年的“价格双轨制”并轨，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变化。第二次是19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改革闯关。第三次是当下正在进行的转型闯关。“目前观察，国务院所做的去杠杆、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会在中国经济史上成为第三次闯关。”

　　第二次闯关是由朱镕基主导完成的，而这一次闯关的大任则落在了李克强的肩上。“如果说朱镕基时代的任务是确保顺利转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李克强时代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管清友看来，“新政府试图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开支，约束政府权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这与朱镕基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一样，殊为不易。”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媒体报道，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同为改革者的他慨叹，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

　　前程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

　　两千多年过去，中国步入了新的改革时代。带着阵痛加速转型和升级，寻找新引擎，成功的改革将推进中国经济步入新黄金时代，迎来一个民富国强的繁荣未来。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李克强在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同时，深化境外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合作，稳步推进股票、债券、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展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李克强5月24日在瑞士经济金融界人士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李克强5月26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