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产业化转型
与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目光投向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赚钱糊口并不是他们进城打工的惟一目的,通过一份工作进而安家城市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中的大多数,必将成为各地的城镇居民,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骨干力量,而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也迫切需要来自产业的支撑。 在石家庄有两套房的“农民工” “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挺知足的。”赵力旗一边给自己的新房子装着灯具,一边说。 这是他在石家庄市区购买的第二套房,他说,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赵力旗来自行唐的一个村子,用他的话说是“标准农村”。他的父辈们都是从村子里出来打工,然后回到村子里生活,是城市的过客。而他,不但在城市里扎扎实实安了家,还和妻子一起买下了两套房。 “我和我爱人都是村里的,是一个县的,现在的生活应该说是我俩一起打拼出来的。”他憨憨地笑。 赵力旗的身份证上写着1979年出生。出乎意料地,这个34岁的年轻人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说法并不抵触,他觉得自己确实仍属于“农民工”,只是跟父辈那一代已经很不同了。“最大的不同,大概是我们有条件出来上学,接受东西快吧。” 1998年,赵力旗毕业于石家庄市的一所中专学校,到现在已经15年。他说,回头看,毕业找工作时他经历了一个幸运的契机。当时,他学的是机械钳工,原本是向石家庄市拖拉机厂定向委培,但他毕业时,拖拉机厂并不缺人,因此他进入了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的博深工具,在15年里,从一线工人晋升到了现在的车间生产调度。现在,他跟妻子每人都有三四千元的月薪,第一套房买得便宜,他们已经有余力购买第二套房,而且能够轻松支付第二套房的月供。 他说,当年几个去拖拉机厂的同学已经下岗了,而同他一起进入博深工具的同学情况还不错。作为来到城市打拼的乡村少年,有的时候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这一点,靳建朋深有感触。 靳建朋比赵力旗小两岁,毕业晚5年,而他的生活轨迹却曲折得多。“我还在工地做过两年壮工呢。”靳建朋笑着说。他解释说,所谓“壮工”,就是建筑工地上没有任何技术、单纯卖劳力的工种,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小工”。对他来说,那两年是最辛苦的两年。 2003年,赵县子弟靳建朋毕业于河北省电大的旅游与饭店管理专业,拥有了大专学历。在毕业后的10年间,他换了四五个工作,但坚决不愿再回农村老家。“咱想着,既然爹妈辛辛苦苦供咱出来上了学,真的不愿意浪费了,想在外面赚点钱,以后让老人过好日子。” 靳建朋毕业后,先是在石家庄一家酒店的客房部工作了两年,这是他的求职经历中惟一专业对口的工作。此后,通过朋友介绍,他远赴广州,在一个集装箱生产企业做了3年工人,期间跟老家的女朋友结了婚。孩子出生后,他为照顾妻子孩子回到了老家,因为工作不好找,在家里帮忙干农活一年多。后来实在在家里呆不住了,跟着建筑队出来在工地上打工。两年后,终于经过朋友介绍到了现在的单位———石家庄著名的钢厂平山敬业,成为一名天车工。 回首10年来的打工经历,靳建朋笑笑说,像他这样的农村子弟,在外面漂泊惯了,只是牵挂家里。 他们是城市产业的支柱 靳建朋觉得,要说他们这一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最大不同,是融入了城市的各种产业,而不像父辈那样只是干建筑。 靳建朋说:“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我爸农闲的时候经常跟着建筑队出去打工,应该算是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吧。他去的地方多了,去过北京,山西的很多地方,一直在建筑工地上干,因为挣钱相对多一些,然后挣到钱就回家。” 但是到了他这一代,他开始渴望找到一个有发展前景、有专业技能的工作,靠这个工作来留在城市,而不是再像父亲那样像候鸟一样在工地和家乡之间来回迁徙。 这也是靳建朋为什么在经历漂泊后,将敬业视为一个落脚点的原因。“这里月薪一个月3000多块钱,管住,算是不少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现在到处都需要建设,到处都需要钢材,在钢材企业里干,前景应该挺好的。而且多学学技术,以后走到哪儿都不怕。” 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将目光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并不是他们的所有目的,找一个靠谱的工作,然后在城市里安身立命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有关人士表示,虽然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说明,到底有多少靳建朋这样的打工者在我省的钢材企业中工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已经是我省第一大产业钢铁工业的主要生产力。 不仅钢铁产业,其他很多产业中都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子。医药业是石家庄市支柱产业之一。截至2012年底,石家庄全市共有各类医药企业400余家,资产总额达到560亿元,年产值744亿元。在全省范围内,医药工业也保持增长态势,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774.20亿元,同比增长19.32%。 23岁的李红刚正在竭力成为为这一产业创造价值的一员。他来自栾城西董铺村,中专毕业后,先做过摩托罗拉天津一家分厂的电气维护工,现在是神威药业集团的电气设备管理员。 说到在企业里的工作经历,李红刚说,是他的电工专业背景给他打下了基础。3年间,他从针剂车间的流水线岗位升到后勤管理岗位。“其实我爸也在打工,做维修机械的工作。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许是我的工作技术含量更高一些。”李红刚说。 “找份好工作什么都解决了”的背后 虽然靳建朋已经习惯了漂泊,但是他承认,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内心仍然隐隐焦虑。他并不打算在平山买房,也没打算把妻子孩子接到平山定居。他渴望下一步能在石家庄市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将家安在这里。 很多农村子弟与靳建朋有一样的想法。他们普遍存在着“找份好工作就什么都解决了”的想法,迫切渴望靠着这份工作,解决在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问题,进而融入那里的生活。 石家庄市第三职业中专学校副校长杨荣春说,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除了普遍存在的自身努力,更主要的因素是有产业的支撑———只有足够的产业、足够的企业吸纳他们并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前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融入城市问题。 杨荣春说,近年来,这个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弟进入中专、职业技校,希望以学校为跳板进入城市。以他所在的中专为例,农村子弟与城市生源的比例从一开始的3:7到后来的5:5、6:4,现在已经到了7:3的比重。 然而,城市的产业似乎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虽然普遍面临用工荒,但能为这些农村子弟提供长远稳定工作的工作机会并没有想象中多。说白了,很少有工作机会能够完全消解将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尤其是河北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中,更多的农村子弟是在吃“青春饭”。 杨荣春说,虽然很多人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但是到了三四十岁,安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使这些人开始产生分化:发展得好的能够继续留在城市,他们有的在企业中升到中层,有的自己出来单干;发展得不好的,则不得不回到农村的家中。“一部分人留下、一部分人离开”是他们的宿命。 靳建朋努力成为“留下”的人。他说,在老家干农活的那一年多,是他毕业后最焦虑的一段时间。他说,他虽然上过大专,但这个学历与其他人相比并没有优势,在家呆几年就等于跟社会脱节了,会变得完全没有竞争力。在家干农活没有前途,为了父母有更好的生活,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机会,他必须“出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更好的机会是什么?靳建朋说不清。他说,想到的最好的前途是在石家庄市的大企业里找一个天车工的职位,最好是正式工,一个月挣四五千块钱。 “但是太难了,这样的工作,咱们根本进不去。”靳建朋笑着说。 是不是找到一个好工作就什么都解决了?“对对,应该是这样的。别说对于农民工,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对吧。”他说。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谁来消解?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理想的渠道是三方面共同承担:国家、企业和农民工个人。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可以理解为:在城镇定居所需要的各项经济投入,也即要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所需的投入。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揭示了一个农民工融入城市所需的高昂成本:“根据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的实地调研,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 这位代表性农民是采用全国平均数值而设计出的一个标准像:年龄29岁,退休年龄为55岁,寿命为73岁。根据年龄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一位新生代的农民工。 而这8万元仅仅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部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还包括企业和个人付出的部分。报告执笔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其中,企业需要承担的部分并不多,个人承担的部分则很大,应该是政府支出部分的“好几倍”———也就是几十万元。 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他们的个人支出部分也是来自于企业。所以,企业的支撑度仍是他们融入城市的决定性力量。 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对一份“好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更看重技术型工种和企业以后的发展前景。相应的,他们并没有安定感和归属感,同时也谈不上太高的忠诚度,很多人都在寻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常山纺织棉一公司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对于纺织行业来说,已经很难招到一位受过教育的新型农民工了,即使招到也留不住。原因是,一是待遇比较低,二是纺织行业的技术含量较低,这些年轻人觉得很难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年轻人对重工等行业趋之若鹜。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称,重工行业如挖掘机维修等行业,一个入行几年的年轻人就有可能拿到过万元的月薪。 但这种高新职位只是少数,我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决定,大多数企业难以支撑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就像一些专家指出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将面临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困境。(记者 付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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