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8元叫车费太贵 靠涨价治打车难是懒人思维

　　8元“叫车费”太贵政府应牵头开发叫车软件

　　近日北京出台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从6月1号起，出租车司机必须保持每天两单电话叫车业务。对此钟君认为，这个规定肯定会有效果，但意义并不大。如今在电召上做文章有些落后，政府应该牵头开发一套比较完备的叫车软件系统。

　　乘客在北京一处出租车乘降点排队等候打车。

　　钟君认为，电话叫车需要提前4个小时，而打车很多情况下是随机的，因此新规定肯定会有效果，但意义并不大。此外，4个小时的效率很低，再加上5块钱的叫车费用，他认为费用有些高。因为很多城市叫车都是免费的，叫车本身就是服务的一个环节，因此5块钱或者8块钱还是很贵的。

　　对于现在流行的手机叫车软件，钟君表示，由于受到几个方面的限制，现在还不太实用。很多年轻人可以很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但是出租车司机使用的还很少。此外，在开车的时候，司机看手机也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钟君认为，应该由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出租车管理部门来牵头，开发一套比较完备的叫车软件定位系统。一端是消费者，另一端是像汽车导航一样装到出租车上，双方都可以很便捷的找到对方。如今已是信息社会，定位技术也很发达，再在电召上做文章有些落后。

　　打车难说明政府管理失灵靠涨价解决是懒人思维

　　对于打车难问题最终应向谁来追责这一问题，钟君认为这主要还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他表示，从公共管理学理论上讲，打车难体现了两个失灵。第一个是市场失灵。此前出租车完全放给市场经营时出现了一系列混乱，例如绕路、拒载等等。这个时候怎么办？政府收回来，放给出租车公司经营，结果又出现了垄断经营等问题，同时并没有让出租车形成一个随叫随到的社会氛围，打车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产生了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之间的关于份儿钱高低的矛盾冲突，这是政府管理失灵的表现。

　　钟君认为，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公平公正的裁判角色，在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作为一个调停者，保证份儿钱制定的合理性。出租车毕竟是公共事业，政府部门有必要为其效率最大化做出自己的努力，也就是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完善它，例如牵涉到全局的信息系统定位系统的开发，而不是微观地来参与到具体的价格制定等方面，这些问题应该交给市场来做。

　　而对于近期北京将召开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对出租车电召价格和运营价格进行上调，以提升司机高峰期出车的积极性，钟君认为，打车难是公共管理问题，如果靠调价来解决，那就是典型的懒人思维，就是一刀切简单化处理问题。他认为，出租车调价不是说一下子调到多高，而是必须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公共管理的思维。在高峰期把价格调得高一些，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不是高峰期，一刀切下去的调价就值得商榷了。

　　钟君表示他支持调价，但调价的方式方法和科学决策的水平要经过充分的讨论，要防止两个错误的倾向。一是一听证就涨价，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听证不仅仅是听涨价涨多少，而是要听什么情况下涨，什么情况下不涨，听政还是要有一个科学决策、综合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