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每年三公消费9000亿说法系捕风捉影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开支数据备受关注，长期以来有多个版本：有说9000亿元，有说1000多亿，数额相差巨大，其中9000亿元版本还曾引起广泛关注。不同的“三公”开支数据从何而来？哪个更可信？人民日报“求证”栏目记者近日对说法源头进行了调查核实。

　　“三公”开支9000亿从哪来？　　

　　最早提出的作者也无法提供准确来源

　　2006年，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1+1》时说，“有的说我们‘三公’加起来达到9000亿，……相当于我们财政支出的接近30%。”

　　一石激起千层浪，9000亿这一数字引起热议。其依据是什么？记者近日采访了王锡锌。

　　“我所引用数据是从《学习时报》得到的。”王锡锌说，“具体数据相关部门没公开，自然就没有。”

　　据了解，2006年《学习时报》刊登过两篇提及“三公”开支的文章。一篇是2006年2月27日第324期发表的《政府行政和职能改革的八个问题》，这篇文章是记者邓聿文对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专访，文中提到“目前中国公车消费每年在3500亿左右，接待消费在2000亿左右，出国费用在2000亿左右”。

　　周天勇表示，在国外，不方便接受采访，“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进行过较仔细研究，得出了数据，以后再没算过。”

　　记者检索该书后，找到作者推算的2007年数据，“行政事业公车、公招和公出三项费用为7690亿。”周天勇告诉记者，“2006年(的数据)是预计，2007年是保守的计算。”

　　另一篇是3月13日第326期刊登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文中写道，“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

　　记者联系了《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的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竹立家说，有关2004年公款消费的数据引自《同舟共进》杂志，其它部分数据引自2006年2月27日《学习时报》中的一篇文章，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政府行政和职能改革的八个问题》。

　　《同舟共进》是广东省政协主办的杂志，竹立家教授所引用的文章是发表于2005年12期的《从五大浪费“黑洞”看节约潜力》。文中指出，“全国政协提案曾披露过，……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资约3000亿元人民币。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显示，1999年的全国财政开支中，干部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费用(3000亿元)。”

　　通过沟通，记者了解到本文作者颜玉华是江苏省射阳县体育局退休的老局长。

　　“资料引用都是有出处的，”颜玉华说，“引用过一份全国政协提案，但具体情况记不清楚了。”

　　这份提案被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意外查到。而记者专门去查阅文中所提的《年鉴》，却并未找到相关数据。

　　每年公车消费数千亿元？　　

　　从1000亿到4000亿都不是官方来源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司机补贴、私车公用或发放车补等，只要国家财政掏钱买单都应该算作公车消费。”

　　“当前我国每年用在公车方面的费用约为4000亿元左右。”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250万辆公车，但我认为还要多一点，在350万辆左右。”叶青说。根据自身经历，叶青认为一辆公车每年的花费在10万元左右比较正常。“350万辆公车乘以10万，再加上公车私用方面的成本，我觉得公车经费在4000亿元左右。”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250万辆公车这一“官方数据”从何而来时，他表示无法解释清楚。

　　另一种说法是每年公车消费为3000亿元。

　　2006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安徽省委主委刘光复提交提案《培养公务员节约意识建设节约型的公务机关》。其中谈及“有人测算，公车只有1/3为公务所用，1/3为领导私事，1/3为司机所用，这样算下来，每年公车私用达2000多亿。”也就是说，每年公车消费3000多亿元。

　　针对提案中的数据，记者采访了刘光复。据介绍，提案中涉及数字并非取自官方机构或是内部资料，而是通过整理研究各种报纸期刊以及网络信息资源所得出的数据，依据的材料包括：2003年3月8日新华网刊发的《公车改革势在必行》，2005年9月26日《中国产经新闻》刊发的《公务车改革只打雷不下雨到底触动了谁的利益》，2005年9月29日《经济参考报》刊发的《将公务车标准降到10万能治理车轮的腐败？》，2005年12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的《处长车补凭什么是农村教师工资的六倍》，2006年1月5日《新京报》刊发的《公车也应逐步“小排量化”》。

　　上述报道均表示，公车消费每年在3000亿元以上。2003年的《公车改革势在必行》一文提到，“【第0225号提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而其他报道都未指出统计数据的确切年份，模糊地称“目前”。

　　第225号提案是当年的全国政协提案，提交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陈凌孚，“这是当时民进江苏省委参政议政处提供的初稿。”陈凌孚说。记者随后联系参政议政处，工作人员称，“初稿是一位姓谢的会员写的”，而材料来源是“在网上搜集的”，具体情况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

　　这份提案与颜玉华引用的政协提案内容完全一致，初步判断，颜玉华当年所引用的正是这一份提案。

　　还有一种说法是，我国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刊登于2012年5月28日《新华每日电讯》的《公车改革路在何方？》，文中提到：“据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但该文作者告诉记者，文中数据不是本人采访得来，而是引用同事数据。也记不清楚引用哪位同事的报道，现在也找不到来源了。

　　关于公车消费众说纷纭，而公款接待的数据同样扑朔迷离。2006年10月30日《瞭望》杂志一篇文章称，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提供了一个数据：“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

　　记者致电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该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查询后表示，相关课题成果确曾使用过“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这一表述，同时表示这一数字并非独立调查得来，而是“引用自《中国改革》2006年第一期”。

　　记者查询了当期的《中国改革》杂志，在“读者来信”栏目一篇署名“马千里”的文章《构建和谐社会：务必着力降低执政成本》中，提到“以2004年的数据估计，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记者随后联系安徽省政协得知，该文作者是安徽省政协委员、省国税局原局长。但经多次努力，记者无法联系上马千里本人。

　　2004年“三公”支出1201亿元　　

　　该数字属权威发布，但最新数据难提供

　　“‘三公’不是财政学上的概念，而是从民间流行起来的说法。”李炜光说，“目前中央部门的绝大部分都公布了‘三公’支出的数据，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公布。”

　　李炜光解释，虽然政府的财政管理上接纳了民间“三公”的说法，但实际统计中并没有这方面的科目。“要公布‘三公’支出，必须把分散在各项支出中‘三公’的数额分别统计出来，这种统计可能不够准确和规范。”

　　实际上，“三公”开支有“三公经费”和“三公消费”两个概念。

　　“‘三公经费’是财政上做了安排的用于‘三公’开支的资金，‘三公消费’则包括了财政安排相关资金和非财政资金用于‘三公’消费的各种资金，‘消费’的额度大于‘经费’。”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比如出国考察是企业出的钱，到企业去吃请，这些也属于老百姓讲的‘三公消费’，但不是‘三公经费’。”

　　人民网2006年的报道《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元的说法不实》，采访了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报道梳理了一份财政部预算司提供的2004年公款消费数据：公车数量180万、公车消费1000亿元、公款伙食费172亿元、干部公费出国费用29亿元，三项支出总额约1201亿元。

　　“1201亿元计算的是纳入财政预算用于三公开支的额度，而社会所传‘三公消费’，涉及预算内外及其他渠道用于‘三公’的总开支，后者大于前者。”苏海南说，概念不同，统计口径自然不一样，计算结果也会不同。“各级政府要把各种用于‘三公’开支的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统计清楚并控制住；此外还应转变政府职能和作风，减少并逐步杜绝非财政资金的‘三公’消费。”

　　“纳税人关注‘三公’，其实是关注政府如何花钱。”李炜光指出，之所以出现多版本的“三公”开支，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全国范围“三公”数据的缺失。截至目前，只有“1201亿”是比较官方的数据。而最近年份的数据是多少，难以统计。

　　对于各种版本“三公”支出的传播，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电视系主任孙振虎说：“网络传播是一个舆论场，信息在其中互相传送与接收，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还有对原始信息的解读。个体的转帖等于是对原始信息进行了重新编码，往往带有个体的情绪，并加入了个人的理解，这种理解越来越多以后，原始的信息反而被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