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基层干部：百姓的小事 顶天的大事

　　还是为了草场。

　　有人把草场圈起来，甚至把别人的地盘也圈到自己的铁丝网里。

　　菊美多吉劝说，设限。告诉大家，一个月后拆除。

　　一个月到了，有人没有理会。

　　乡长又出现了。骑着马，手里抓着把老虎钳，用来剪乱圈地的铁丝网。那次，他们整整用了一周，清理了全乡范围的乱圈草场现象。

　　背着帐篷的乡干部们，七天时间中天天骑马，把腿都磨破了。

　　菊美多吉累。他皱着眉头，经常不经意地说自己“脑壳痛”。同事们也习惯了他闹些“小”毛病，只有乡医院的医生，偶然为他量血压时吓了一跳：高压220！这么高的血压，还在这么高的海拔工作，你不要命啦？！

　　妻子不在身边。菊美多吉和妻子，分头在不同的乡镇工作，两个人经常隔了几十公里山路。遥远的路程，意味着不可能经常见面，这种情况在高海拔的藏区十分常见。

　　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自己身体不舒服。妻子吼他：“不吃药，对我说有什么用？”但还是心疼他，请了假陪他去成都看病。

　　医生留他住院，菊美多吉没空，几天后又赶回。

　　两个人抽空去逛了街，在成都的繁华中留下两张照片，妻子把它过塑保存下来。

　　每张照片，菊美多吉都是一样的姿势：把妻子搂在怀里，冲着镜头乐。妻子说，那是他们俩一生在一起相守最长的时间，一共十几天。

　　在道孚乡下的父母想他。趁他回家时抱怨：父母这么老了，你也不回来看看我们。菊美瘫在父母面前，说了实话：工作忙，我好累。

　　乡镇，是国家最基层的政府，是国家肌体上最为末端的毛细血管。藏区的基层干部要把政策的营养送达每个细胞，似乎也要比内地干部管理更多非常琐碎的小事。

　　证件是重要的身份证明，可是很多藏族老乡并不知道这些，有的证件就随手一丢，还有的，根本不知道要去办。

　　于是，菊美多吉就要去操心，准生证、结婚证、身份证、户口簿……办好了，骑着摩托车送到牧民手上，还要嘱咐他们不能丢。

　　至今还有人记得菊美多吉用围巾缠着脸，在高原的风中骑行十几公里，从怀里掏出户口簿的情景：那户口簿用塑料袋包着，掏出来还带着体温，是滚烫的。

　　乡长要管种子，乡长要管化肥，乡长要把国家发下来的补贴挨家挨户送到百姓手里，乡长要不怕脏臭亲手抓猪仔给农户家；乡长要去县里为农民修路争取水泥，不多，一共12吨，但是，要跑五次；乡长要教从牧区移民到农区的牧民们种蔬菜和庄稼，帮助调教从没有耕过地的牧区牲口耕地；乡长还要当翻译——菊美多吉掌握道孚当地的藏语，会藏区通行的“牧场话”，还有熟练的汉语，三种语言自由转换。

　　消防安全很重要，意味着几百平方公里的森林和草原不能出现火灾；平安交通，就要把那帮买了摩托车就在山道上风快骑行的小伙子们吼住，“你们懂不懂三快？学得快，骑得快，死得快！小心骑！”有孩子不上学，乡长要满山去逮淘气的学生；抽空还要跟派出所民警巡逻，专抓偷牛盗马的毛贼……

　　这一切都是乡长菊美多吉的工作范围。

　　他一天到晚地忙，被褥随身带，走到哪儿可以睡在哪儿。闷一高压锅饭，一下吃三天。中午，米饭拌豆瓣；晚上，米饭拌酥油。

　　路过家，菊美多吉下车几分钟，在路边抱起个鼻涕娃娃狠命亲——那是他儿子，当爸爸的顾不得陪儿子玩。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藏区的乡干部，就是要把千根线，纫到那一根针的针鼻里去的人。

　　甚至有时，还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修通村公路，要拆多家村民的围墙，人家不肯：凭什么给别的村修路，拆我们家的围墙？他三番五次地去劝：路我们背不走，是为了大家以后生活方便。甚至要搬出宗教来说服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宗教让大家修来世，党和政府是让大家现世过得好。

　　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康巴汉子，他也急，气得直骂，骂两句，又说软话来劝。

　　还是有人坚决不同意。菊美多吉没有办法，使出了最后一招：竖起两个大拇指。

　　此招一出，四座皆惊。修路的计划成功实施。

　　后来，他的同事们想了半天，想用适当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动作在藏族男人心中意味着什么——相当于汉族人的跪拜磕头，是最重的礼节，表示为“我求求你”。

　　菊美多吉经常头疼。他失眠，抽屉里柜子里墙上挂的全是治疗高血压的药。

　　高血压不适合在高海拔的地方工作。领导照顾他的身体，把他从高海拔的龙灯乡，调到低海拔的瓦日乡——所谓低海拔，也近三千米。但这已经是道孚境内最低的海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