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渔
4月1日,长江宜昌段葛洲坝以下水域将开始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涉及水域的渔船将全面停止捕捞作业。这几天,宜昌渔民杨江龙并没有禁渔前的加班加点,他提前了近两周时间收网回家、修补渔具。杨江龙说,10月份以后去打鱼,打上的鱼连成本都不够。
今年是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期制度10周年。2003年,该制度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禁渔范围涉及沿江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0个省(市)。相关数据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仍未得到遏制。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最负盛名的鱼类学家之一的曹文宣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位著名鱼类生物学家再次呼吁长江全面禁渔10年,“一年365天天天禁渔,而不是一年三个月禁渔。”曹文宣指出,长江中下游渔业资源已受到严重损害,酷渔滥捕是损害资源的最直接、最重要因素……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也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10年禁渔,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赵进东认为,长江捕捞渔业产量不足中国淡水渔业产量的1%,捕捞渔业退出长江及大型湖泊,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发展,却能让长江渔业资源得以恢复。
农业部在给赵进东的答复中承认,“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正在制订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
每年禁渔三个月,对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并无多大的改观。
2011年,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在武汉举行的禁渔总结会上表示,2003年开始试行的禁渔有效减缓了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的趋势,也推动了我国内陆渔业管理工作。然而,该次总结会上提供的数字显示:当年长江“四大家鱼”产量仅为历史峰值的三百分之一,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仍难遏制。
除了每年禁渔三个月外,为缓解长江鱼类资源衰退,各地纷纷开始增殖放流,将人工繁殖的鱼苗放流到长江。然而,该措施同样收效甚微,甚至存在隐患。
“放流的鱼苗根本不及减少的量。”常州渔政站站长吴建敏表示,不比陆路动物容易监测,鱼在江中游走,有些鱼种还会往返大海和长江,难以监测,只能凭多年经验感知,放流的鱼苗数量根本不及减少的量。常州2003年开始放流,逐年增加,今年计划向长江放流2000多万尾。
还有些专家担心,增殖放流会破坏长江的基因库。长江中,鱼在产卵、受精等繁殖过程中会进行广泛交流,参与的个体很多,遗传多样性较高,由此产生的物种进化能力较强,物种存活和延续能力较强,但增殖放流的鱼苗源于人工繁殖,容易影响遗传多样性,犹如近亲繁殖。
禁渔10年恢复生态环境
“仅仅依靠三个月的禁渔期和人工放流部分幼鱼,是难以让资源恢复的。”在院士曹文宣看来,禁渔10年是实现长江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曹文宣早在2006年即提出“全江禁渔10年”。
曹文宣认为,长江主要的经济鱼种四大家鱼通常4龄成熟繁殖,连续10年禁渔,有两个多世代的繁衍,鱼类资源量将比现在倍增,而且个体增大。届时渔业效益会比现在显著增加,适当捕捞也就不会造成资源衰竭。
对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江豚、白鳍豚、白鲟等以鱼为食的大型动物来说,长江禁渔10年也是它们长久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曹文宣表示,除了电捕和轮船螺旋桨对它们造成伤害外,导致这几种动物消失或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是食物鱼的减少,如果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鱼类丰富起来,这些珍稀的水生野生动物将有充足的食物,长江生态环境就会逐渐恢复。
2007年9月16日,由农业部主办的首届长江生物资源养护论坛在上海举行,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名发出《保护长江生物,关注流域生态》倡议书,称长江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已丧失严重,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院士呼吁强化长江禁渔期制度,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实施长期全年禁止商业捕捞,恢复鱼类资源。“地球造就一个物种至少要200万年,而人类破坏一个物种也许只要几十年甚至几年。”倡议书说。
5年后的2012年,赵进东接过曹文宣的“接力棒”,在全国“两会”上为长江鱼鼓与呼。赵进东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10年禁渔,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赵进东认为,每年的4-6月禁渔期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亲鱼的繁殖,但7月解禁后的大量捕捞,仍使幼鱼面临着危险,对渔业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渔业部门每年4月都要在沿江一些地方放流四大家鱼和其他一些人工繁殖的经济鱼类,但数量可能连迷魂阵一天捕获到的数量都不到……“我们认为禁渔期应该在10年左右,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
长江养不起14万渔民
赵进东提出“10年禁渔”的提案后,农业部曾派人专门到中科院水生生物所进行了调研,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下称“长渔办”)向早报记者证实曾收到并答复了赵进东的提案,在答复中,农业部认为,三个月的禁渔期,虽然未能从根本上遏制长江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但监测数据表明禁渔期制度对于延缓资源衰退,保护鱼类自然繁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长渔办主任赵依民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江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承载不起现有的渔业捕捞力量,供养不起如此众多的捕捞渔民,迫切需要让部分渔民转产转业上岸。因此,努力开展长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程是长久之计。
在给赵进东的答复中,农业部表达同样的观点,“禁渔期制度涉及沿江11个省市,禁渔渔船37914艘(拥有捕捞许可证),专业捕捞渔民145339人。据统计,2011年,长江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阳湖和河口区的天然捕捞量不足5万吨,长江的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这14万多渔民的基本生活,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从渔民生存出发,从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出发,在长江流域开展‘退捕还鱼’的政策十分必要,也很紧迫。我部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参考‘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政策,制定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
症结在渔民的安置
目前,研究人员、管理部门和渔民都在期盼“退捕还鱼”,但症结就在渔民的安置上。
“由于涉及多部门合作,我部将会同有关部委作进一步的研究。”针对赵进东提出“设立长效机制的生态补偿基金,解决长江渔民的生计”的建议,农业部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事实上,曹文宣也一直在思考10年禁渔后长江渔民的未来。“就是不禁渔,渔民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了。”根据曹文宣的调研,随着长江经济鱼类资源的下降,专业渔民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入不敷出,另谋出路已经成为主要现象。
早报记者走访宜昌、万州等地时也发现,全职捕鱼的专业渔民已非常少见,他们大多在汛期时出江打鱼,其他时间都在岸上找零工,然而由于国家会适当给予生活补贴和渔船油价补贴,大部门渔民没有放弃捕捞许可证并长期在江上生活。
“在宜昌登记的2245条渔船中,常年作业的渔船不到30%,间断性作业的渔船约占50%,很多渔民整年都不捕捞了,因为捕鱼已经无法满足渔民的基本生活要求。”
在曹文宣看来,目前实施的禁渔补贴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是冒领的,办一个捕捞证,就去领补贴。还有的去搞一条船,根本不捞鱼,就拿几十万补贴。”曹文宣算了一笔账,全江禁渔10年,不但鱼类物种资源保护下来,还可以大量减少涉渔开支,“每年休渔三个月渔民的生活补贴2000万元,人工放流资金仅2010年就约2.5亿元,渔船油费补贴1.45亿元,禁渔10年共计可节约41.5亿元。”
"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的水位要从157米抬高到170米,抬高13米,就移民了18万人。现在,全江的渔民加起来还不到15万人,你为什么不能解决?”曹文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