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即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和公务出国。据专家估计,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越来越庞大的三公消费支出引发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中央政府曾颁布许多文件(或禁令)遏制三公消费,各级地方政府也采取过一系列举措。不过,其收效并不令公众满意。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长期研究三公消费治理问题。据他分析,三公消费支出逐年攀升系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公共权力长期封闭运行;二是公共资源责任主体长期缺位,形成“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结果;三是社会公众监督严重缺位,忽视了公众力量。
范柏乃提出,在各级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专门设立三公消费的费用结算中心,实行三公消费与费用结算完全分离,并建立公务招待网站,接受全民监督。
他以公款吃喝举例:在俄罗斯,公款请客需要履行严密的手续,整个过程需要消耗数月。首先,在请客吃饭之前,需要填写一张详细的“请客吃饭”清单,具体说明请客吃饭的时间、地点、人数、费用和原因等;其次,这份清单需经三个领导批准;第三,请客吃饭财务报销时,需在发票上详细说明酒菜的品种、数量、价格等。
“对于俄罗斯的政府官员而言,公款请客吃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能偶尔为之。”范柏乃认为,中国欲遏制三公消费,必须构建公众参与的长效化治理机制,真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行政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绩效管理研究会会长高小平强调,治理三公消费还需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相结合,并引入全程全域的管理理念。
“还要考虑消费经济的健康发展问题。”高小平说,中国的一大部分消费基本上是官场消费带动的,在遏制官场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市场的健康培育。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认为,只是单纯禁止公款吃喝,那么很快会衍生新的方式来代替公款,如请老板付钱。所以,遏制三公消费实际上需要将公务活动回归到正常办公场所,改变中国人所谓的酒桌上办公的陋习。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蓝蔚青则提出,三公治理不能实行“一刀切”,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如公款请客,如果一点不请也是不现实的,有些确实需要的接待,必须控制的一定标准里,有严格的审批,接受监督。”蓝蔚青表示,三公治理是一个长期的作用,应坚持走下去,逐步进行改善。 (记者 徐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