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炮轰行政权力介入导致院士严重老龄化

　　蛇年春节尚未结束，李侠就让自己陷入了一场争论之中。这一切，都是一篇博文惹的祸。

　　文章只有800来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张反映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以下简称“工程院”)院士年龄分布的柱状图。图中表示70～79岁院士人数的柱子，像山峰般高高耸起。而在李侠看来，70岁正是人思维活跃与否的临界点。

　　“无需多说，中国科学界的精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在文章中简明扼要地总结。

　　短短几百字的论述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既有人“温柔”地分析“院士老龄化背后的三大隐情”，也有人直接指出“‘中国科学精英老龄化太严重’只是一个伪问题”。

　　“其实，科学界的人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儿，只是不说而已，我就是一个拉响引信的人。”对于这场由博文引发的激辩，李侠如此解释。

　　八九十岁院士，其实已经远远告别了科研的前线

　　李侠介绍，自己文章中引用的数据，都是从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公开资料中搜集整合而来。根据这份统计，在中科院全部709名院士中，70岁以上的有527人。而中国工程院764名院士中，这个数字更是达到604人。

　　李侠同时看到，与中国院士老龄化现象相对应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科学家发表学术著作的年龄逐渐提前，年轻化趋势明显加强。

　　他发现，16世纪科学家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是50.1岁，而20世纪上半叶已降到34.9岁。并且，他推测21世纪和22世纪科学家发表著作的平均年龄应为32.73岁和30.06岁。

　　对比两组数据，李侠有些沉不住气了。

　　“元老院模式必须改革！科学不是怀旧的城堡，科学是一项需要未来也创造未来的事业！”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

　　显然，李侠并非第一个注意到”院士老龄化”现象的人。在2007年的国土资源部院士遴选会上，一位领导在会上说，该部所有的20名院士中，70岁以下的只有两人。2008年有媒体报道，在植物学领域从事传统学科研究的院士，最年轻的也已经72岁。

　　最早因“年龄问题”向院士制度发难的，也并非李侠。最早发出的声音，正是来自被李侠称为“元老院”的院士群体。

　　据媒体报道，在2005年一次“圆桌会议”上，76岁的中科院院士周光召向院士制度发难，称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秦伯益则把七十多岁的自己比作一个“锈迹斑斑的古旧花瓶”。他还记得在一次有几位院士参加的会议中，有人当面指出这些老先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工作需要你们，还是你们需要工作？”

　　“人在38～45岁之间是思维最活跃的时期。过了这个峰值年龄之后，他需要做的首要工作是延缓自己知识的衰退。”这位曾经研究科技政策的教授解释，“八九十岁的院士，其实已经远远告别了科研的前线。”

　　而让李侠更为担心的，是那些实际上已经告别科研前线的老科学家，仍然掌握着相当的话语权。

　　“他们决定了什么学科应该发展，哪些方向应该重点扶持。实际上这就成了未来科技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意味着，即使在七八十岁的年龄，也容不得这些科学家犯错。而事实却是“人老了以后都有保守的倾向，到时候就靠经验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就减弱了”。

　　因此，当看到1400多名院士中，大部分已经“不在工作服务区内，而在养老的区域之内”时，李侠忍不住写下这篇博文。

　　美国院士没有那么多附带的东西，而我们附带的东西太多，又拿不掉

　　李侠没想到的是，文章刚发表不久，就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攻击”。而批评者最主要的论据之一，是国外的院士同样存在“老龄化”现象。

　　科学史专家王扬宗告诉记者，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老龄院士都是很多的。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科院的团体，年老是其成员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之一。而且，许多年来，“美国科学院新当选院士的年龄一直呈上升态势”。

　　在现代院士制度的发源地，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坚持“老的不去新人进不来”的原则，因此曾有“老人院”的绰号。

　　“院士是一个荣誉团体，门槛比较高。因此，有一定年龄，在科学界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才能得到。”王扬宗解释说。

　　工程院前副院长沈国舫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人成长为工程院院士，至少要经过20～25年的磨练”。所以，“大部分都是50多岁才能进入考虑的范围”。

　　“这种质疑比较中肯，”李侠想了想说，“但问题在于，美国院士没有那么多附带的东西，而我们附带的东西太多，又拿不掉。”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院士为终身荣誉称号，享有对科技重大问题决策的建议权，对院士候选人的推荐权，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只是在现实中，院士的权力要远远大于这些。山东的一位院士曾向媒体记者透露，他当选后，不仅单位有补贴，而且所在市和省都有补贴，加起来“年薪”超过100万元。

　　而更严重的或许是高龄院士对学术资源的掌控，和对新人成长造成的潜在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徐飞教授在研究时发现，“知识老化导致的老人对新人的认可障碍”，是年轻人获得学术认可时可能遇到的障碍之一。

　　“别看李侠现在这样嚷嚷，老了同样会压制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徐飞调侃，“这是人性决定的，估计你我也不例外。”

　　这种对年轻人的压制，再加上院士所拥有的强大话语权，甚至使一些80岁以上的资深院士成了“学霸”。在一次电视节目的现场，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任振球研究员和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当场辩论。任振球大声指责有些资深院士“压制自主创新”。在中国的至少40项重大自主创新项目中，“有20项受到压制”，而这些受压制项目“已经基本成型，经济回报非常大”。

　　“一个已经不知道科学前沿是什么的人，却要做科学的主帅，或者一方诸侯，这种情况怎么能够令人满意？”当谈到这些问题时，这位一直关心中国科技为何难以创新的教授感慨，“老龄化是一个表层问题，其彰显的是科学体制的深层问题。”

　　要不改，再等几年，我就老了

　　即使是把老龄化作为一个表层问题来谈，在长期关注院士现象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看来，也是不恰当的。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院士老不老”，而是“年轻人能不能进得来”。而中国院士制度的两个特点注定了年轻人很难进来。这两个特点，都写在院士章程的第一句话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首先是行政权力的介入，行政权力一旦介入，就必然老化。”顾海兵分析说。几年前，他曾经对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各一个学部进行调查，发现院士的平均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厅级。而在一些地方，院士甚至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在他看来，这样的位高权重，太年轻的人是注定无法获得的。

　　顾海兵介绍，中国并非唯一一个由行政权力介入院士制度的国家，俄罗斯的院士制度与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俄罗斯也同样存在严重的会员老化现象，“科学院院士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70岁，通讯院士的平均年龄也接近65岁”。

　　第二个让顾海兵看不过去的，是“最高”这两个字。为了证明自己是“最高”，大家把成为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看成毕生追求。“在挤的过程中，年轻人肯定没有优势。”

　　因此，顾海兵始终提倡将院士制度改成类似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学会会员制度。他认为，作为这个民间的、非营利的、科学家荣誉性自治组织的成员，英美等国的所谓“院士”都应该是“会员”，对应英文单词“member”或“fellow”。在这种制度下，科学学会“不是最高，而是最高之一”，其“会员”也不享有任何特权，甚至还需要向学会交纳一定的会费。

　　相比于顾海兵的“激进”，这次讨论的发起者李侠倒显得温和。在他看来，改变院士老龄化现象的法宝，叫做“倒逼机制”。

　　他寄希望的这种机制，最大的力量在基层的教师或科研人员，由他们来发起努力，让位居顶端的老年人“坐不住”。因为“在科技界大家靠能力说话，没有真才实学你是呆不住的。”而当来自下层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一个健康的“新陈代谢”机制就将形成。

　　对于这种“倒逼机制”的可行性，李侠在接受采访时总是表现出足够的乐观。只是有时候在跟朋友开玩笑时，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才会表现出一丝担心：“要不改，再等几年，我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