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春晚”：游本昌饿晕在台上

　　正待进入正题，游本昌突然栽在了摄像机的底座上。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包袱……游本昌告诉记者，他是饿的。当时，每个月只有23.5斤粮食供应，再加12块桃酥和12块奶糖，他几乎从未有过饱腹感

　　1962年1月20日，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第二次“笑的晚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方琯德(左一)在开场白中说道：“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悲剧小生“。图/新华

　　1961年8月30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笑的晚会”现场。摄影/陈铎

　　当年的“春晚”

　　1962年1月20日，农历腊月十五，大寒。

　　位于北京广播大楼东4楼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一楼的600平方米大播送室，被布置成了“茶座式”。二楼导演室里，晚会导演王扶林通过耳麦忙着与摄像师、灯光师等沟通。各部门准备就绪。

　　8点整，王扶林一声令下：开始!

　　一把折扇出现在镜头前，上书四个大字：笑的晚会。

　　负责切换的副导演金成半个世纪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当时欠缺特技手段，为了营造满屏的效果，折扇被紧紧贴在镜头前。

　　扇子忽然收了起来，露出了一张胖胖的苦脸，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方琯德慢条斯理地开了腔：“大家说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因而找我来报幕。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悲剧小生，专演林黛玉型的悲剧角色……”他自嘲说，自己从出娘胎到现在都不会笑。

　　这时相声演员马季从茶座上站了起来，表演了开场节目《笑一笑》。方琯德的苦脸稍有好转。然后，他的脸在逐个节目之后发生变化，直至哈哈大笑。

　　坐在观众席上的年轻播音员赵忠祥也乐出了声。让他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他会登上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担任男主持人。

　　“当时我的那种感觉，就像足球学校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一样。”他如此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这台“最早的春晚”。

　　“让百姓笑”

　　“笑的晚会”肇始于1961年的“新侨会议”。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逐渐进入尾声。6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侨会议”，倡导“双百”方针和文艺民主。会议在沉寂已久的文艺界激起了巨大波澜。

　　北京电视台马上行动起来。

　　北京电视台是新中国首家电视台，隶属于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58年开播。每晚播出，都是直播。

　　节目只覆盖北京地区。1961年时，北京市74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万家庭有了电视机。那时候，买一台天津产的9寸或12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普通人家需要花三四个月的工资。如果哪户人家有了电视，到了晚上，就会搬到屋外，院子里几十人围着一起看。

　　7月初，北京电视台编辑部副主任(相当于副台长)孟启予主持了编辑组长会，落实“新侨会议”精神。

　　她传达说，针对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精神紧张、情绪不大好的状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广播电视节目要轻松一些、愉快一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则进一步提出，电视应该比广播离人民生活更近一点，要创办一些在电影院和剧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文艺组组长、不到30岁的笪远怀将领导的话记在了心上，召集手下的编导们开会落实。文艺组不到10人，都是年轻人。

　　为此，负责戏曲的杨洁(后来的《西游记》的导演)等人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丑戏集锦”，负责音乐、歌舞的黄一鹤和邓在军(1983年春晚的导演)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搬上了屏幕，并做了颇富创意的电视化处理。

　　但笪远怀觉得，种类还不够丰富。他决定要办一个相声晚会。“既然要让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会’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当时的中国相声界，最有名的是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北京有侯宝林，天津有马三立，“相当于相声界的两个码头”。这两个码头的演员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合作过，这不就是外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吗?

　　文艺组一个早年师从侯宝林的年轻人宋洪负责联系天津曲艺团，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同在北京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就更好沟通了。

　　笪远怀将节目按照青年在前、资深人士在后的顺序做了编排，京津两地节目穿插进行，唯一的群口相声作为压台节目。

　　1961年8月30日这一天，非年非节，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白天，几个团的相声演员来到了台里。对天津来的演员没有任何接待，甚至没有安排住处。演员们简单地走了一遍场。

　　当晚8点，“笑的晚会”在大播送室(台内人习惯称“大播”)开始直播。台下的几排椅子上，满满挤着参加晚会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们。

　　观众开怀大笑的情景被在场的摄影师陈铎用镜头记录了下来。

　　多年后因主持《话说长江》而为大家所熟知的陈铎，当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下属的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工作，身兼演员、摄影师和音乐编辑数职。当时局里一共有两台禄来福莱克斯相机，陈铎持有其中一台，常出入晚会现场拍摄照片。

　　那天，他一边帮着音响师调话筒，一边拍照。“拍这种晚会有要求。为节约经费，不能超过两个胶卷，每个胶卷12张片子，必须上交。”陈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为当年尚无录像技术，所有节目都是直播，三次笑的晚会都没有录像带留下，甚至也没有节目单留存，陈铎保留下来的照片，就成为少有的影像记录。

　　晚会播出之后，观众写来了100多封来信，大加赞扬，要求再办。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如此集中的名家相声。

　　但导演笪远怀却在演出后，找到了孟启予，大哭了一场。

　　当时的导演，远远没有现在晚会导演的威风，联络、接待都是自己做。演出散场之后，所有人都走光了，现场的折叠椅没人收拾。他找不到人帮忙，自己把所有的椅子都收拾完，觉得太委屈了，太累了。

　　这大概是“笑的晚会”中唯一一个哭了的人。

　　打破第四堵墙

　　因为晚会在台内外反响热烈，台里决定在1962年春节前再办一次。

　　文艺组办晚会实行轮流制，这一次轮到组里负责曲艺、话剧口的王扶林来办。“外面买票看不到”的创新理念，依然是这次晚会的方针。

　　王扶林和笪远怀是同班同学，都毕业于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入校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做话剧小品练习。王扶林为了挑选话剧类节目，常去中央戏剧学院看学生演的小品。

　　他想，如果将这些小品搬到晚会上，才是百姓真正“买票看不到”的节目。他在戏剧圈内打听，各自单位的联欢晚会上哪些表演最诙谐。

　　节目很快确定了。除了上次的相声演员之外，还敲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等单位的演员。为了不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相声和小品穿插编排。

　　这是小品第一次登上屏幕。王扶林还创造了另一个第一：茶座式的演出现场。

　　这一创意来源于一部国外的片子。1961年末，孟启予从国外考察回国，带回了东德电视台一部电视贺岁片。这个节目没有固定舞台，演员们边喝咖啡边当众表演。“他们和观众之间没有‘第四堵墙’，做到了参与和互动。”王扶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颇受启发的王扶林立刻向孟启予建议，第二次“笑的晚会”也采用这种方式。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为此，“大播”的观众席上搬进了五六张大圆桌。演员和观众围坐桌边，站起来就能表演，坐下即是观众。

　　以前固定在舞台前的摄像机，现在被架在了圆桌间的空地上。另有几台摄像机，身后拖着长长的电缆，在观众席间游走自如，既跟拍节目，又把观众的反应全部摄入。

　　彩排的时候，电缆在地上滑来滑去，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行走，以免被绊倒。

　　其时，20岁的赵忠祥刚进台不久，是播音组的第一个男播音员。在无从打发的大把闲暇时间里，他常跑来观看文艺组的彩排和演出。他清晰地记得，这是第一台改变了以舞台为中心的传统形式的晚会。

　　这一新颖的形式，被1983年的首届春晚继承了。“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春晚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隔了中间这20年的时空。”赵忠祥肯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游本昌饿晕在台上

　　1962年1月20日晚，演员们陆续到位。

　　“大播”门口聚集了很多人。第一次“笑的晚会”效果太好，不少内部人慕名而来，但因没有入场证，通通被守在门口的两个武警战士拦了下来。

　　副导演金成穿过人群，走进了二楼的导演室。导演室仅能容纳三四人，桌上摆放着几个监视器，播放着场内的实时画面。他紧盯着屏幕和手头的操作台，准备镜头切换。他一直没敢喝水，生怕因内急而不得不离开操作台，发生直播意外。

　　中央实验话剧院29岁的青年演员游本昌早早就来到了“大播”，走台做准备。23年后，他因演艺生涯中第80个角色——济公而家喻户晓。但当时他当主演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常在晚会上表演一些滑稽节目。这次，他的节目是一段诙谐魔术《两个手指头》。

　　节目塑造了一个上海的大魔术师形象。“魔术魔术，上头打个马虎眼，下头搞点鬼。这位先生，你说我的外套有点鬼?那好，我把外套脱了。这位小姐，你说我的袖口有问题?那好，我把袖子撸上去。”游本昌绘声绘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学起了50年前的节目，平翘舌音不分，十足的上海官话。

　　说完开场白后，魔术师会“随机”向观众中的一位女士“借”一块手绢，说：“你看，这是我的食指，一个手指头，我用手绢遮起来，再打开，哎，两个手指头!”游本昌开场前已经找好了托儿：评剧演员新凤霞。

　　但刚说完热场的小节目，正待进入正题，游本昌突然一脑袋栽在了摄像机的底座上。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包袱，连导演王扶林都不例外，等着他站起来说下一句话。几秒过后，游本昌依然没有反应，王扶林急忙让金成切掉了镜头，要求下一组相声演员立刻上场。

　　游本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饿的。当时，每个月只有23.5斤粮食供应，再加12块桃酥和12块奶糖，他几乎从未有过饱腹感，加之工作强度大，才会在演出中晕倒。他被送到医院，脑袋上缝了几针。

　　这个小插曲没有影响直播的继续，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四大须生》、马季和郭全宝的相声《笑一笑》和谢添的小品《变脸》等10多个节目依次进行。

　　晚会的压台戏是群口相声《诸葛亮请客》，由常宝霆、朱相臣、郭全宝等表演。失街亭的诸葛亮命令众将士出战，将士不肯，要求诸葛亮请客。正无计可施，一名将士姗姗来迟，他还没吃饭，手里提着一包高级点心。诸葛亮便借花献佛，每位将士分到一块点心后，满意而去。饿着肚子的迟到者反而没有分到，苦着脸无可奈何。

　　晚会大获成功。据统计，观众之多，仅次于1961年4月9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决赛转播。那次比赛中，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首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

　　不和谐音也出现了。一位负责人指出，《诸葛亮请客》是讽刺当时的粮食政策。

　　不过，大多数评价还是正面的。因此，台里要求文艺组在同年国庆再办第三次笑的晚会。

　　“吃鸡”再上春晚

　　因小品收效显著，第三次笑的晚会中，相声比重降低，小品上升为重头戏，茶座形式依然延续。晚会依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金成担任副导演。

　　金成每日坐着公交车在北京城里穿梭，到处找喜剧演员。他再次找到游本昌，却发现游已经因营养不良住进了医院，肝脏肿大，全身浮肿，用手一摁就是一个坑。不过游本昌还是帮着策划了一个小品，讽刺公交车上不肯让座的年轻人。

　　1962年9月30日，第三次“笑的晚会”以国庆晚会的形式播出。

　　开场白“笑有各种笑……”是主管台领导孟启予亲手写的，由侯宝林表演，拉开了晚会的序幕。接下来，陈强表演了从延安时期就保留下来的活宝节目——《光棍哭妻》。

　　北京人艺演员表演了配乐合唱《老北京叫卖组曲》。这是话剧《龙须沟》的副产品。当时，导演焦菊隐要求在幕后安排各种小商贩的吆喝声，以增加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为此，英若诚带领几个青年演员走街串巷追踪小商贩，模仿其吆喝声。后来又增添了话剧《茶馆》和《骆驼祥子》的幕后叫卖声，成了当日人艺的保留节目。

　　晚会的高潮是无实物哑剧表演《吃鸡》：一个人在啃一只半生不熟的鸡，吃了一半被骨头卡住了，他费尽心思去抠带着鸡毛的骨头。最后，侯宝林上台，从他的后领里拔出来一把鸡毛掸子。表演笑翻了全场。

　　这个节目的创作者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王景愚。他参加了彩排，但直播那天，青艺恰好要公演话剧《抓壮丁》。王景愚的角色没有B角，分身乏术，无法参加晚会。杜澎救场如救火，代他表演了这个节目。

　　晚会播出后，原以为观众的好评会更强烈，没想到寄来的信中却有不少尖锐的反对之声。一封署名“愤怒的观众”的来信称，这是“以廉价的方式来向小市民趣味讨好”，而且，还是在国庆前夕，在“外宾云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播出的。

　　很快，短暂的文艺小阳春被“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风雨欲来所代替。

　　1963年11月，北京电视台在检查1962年以来播出的文艺节目时认定：第二次笑的晚会有些节目不该播出，较突出的是《诸葛亮请客》;而第三次笑的晚会，大部分节目都有问题，思想内容不健康，表演也很粗糙。

　　在随后到来的文革中，笑的晚会更被上纲上线为“毒草”。《老北京叫卖组曲》成为了怀念旧社会的证据，黄宗洛表演的讲“公鸡下蛋”的小品《来亨先生》被认为是讽刺三年困难时期。《吃鸡》则遭到了最多的批判，被创造性地解读为“吃鸡拔‘毛’”，主创王景愚差点被打成了反革命。梅益和孟启予都遭到了批斗，王扶林和侯宝林陪斗。

　　文革结束后，孟启予担任了中央电视台(由北京电视台更名而来)的副台长。王扶林则转向电视剧创作，在1987年导演了经典版《红楼梦》。

　　1983年的首届春晚上，在导演黄一鹤、邓在军(当年为文艺组成员)和策划人侯宝林、马季(都参加过笑的晚会)的一再鼓励下，心有余悸的王景愚终于同意参演。

　　隔了21年的时空，《吃鸡》再次让观众笑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