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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春晚”:游本昌饿晕在台上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2013-02-09 08: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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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待进入正题,游本昌突然栽在了摄像机的底座上。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包袱……游本昌告诉记者,他是饿的。当时,每个月只有23.5斤粮食供应,再加12块桃酥和12块奶糖,他几乎从未有过饱腹感

  1962年1月20日,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第二次“笑的晚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方琯德(左一)在开场白中说道:“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悲剧小生“。图/新华

  1961年8月30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笑的晚会”现场。摄影/陈铎

  当年的“春晚”

  1962年1月20日,农历腊月十五,大寒。

  位于北京广播大楼东4楼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一楼的600平方米大播送室,被布置成了“茶座式”。二楼导演室里,晚会导演王扶林通过耳麦忙着与摄像师、灯光师等沟通。各部门准备就绪。

  8点整,王扶林一声令下:开始!

  一把折扇出现在镜头前,上书四个大字:笑的晚会。

  负责切换的副导演金成半个世纪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当时欠缺特技手段,为了营造满屏的效果,折扇被紧紧贴在镜头前。

  扇子忽然收了起来,露出了一张胖胖的苦脸,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方琯德慢条斯理地开了腔:“大家说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因而找我来报幕。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悲剧小生,专演林黛玉型的悲剧角色……”他自嘲说,自己从出娘胎到现在都不会笑。

  这时相声演员马季从茶座上站了起来,表演了开场节目《笑一笑》。方琯德的苦脸稍有好转。然后,他的脸在逐个节目之后发生变化,直至哈哈大笑。

  坐在观众席上的年轻播音员赵忠祥也乐出了声。让他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他会登上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担任男主持人。

  “当时我的那种感觉,就像足球学校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一样。”他如此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这台“最早的春晚”。

  “让百姓笑”

  “笑的晚会”肇始于1961年的“新侨会议”。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逐渐进入尾声。6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侨会议”,倡导“双百”方针和文艺民主。会议在沉寂已久的文艺界激起了巨大波澜。

  北京电视台马上行动起来。

  北京电视台是新中国首家电视台,隶属于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58年开播。每晚播出,都是直播。

  节目只覆盖北京地区。1961年时,北京市74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万家庭有了电视机。那时候,买一台天津产的9寸或12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普通人家需要花三四个月的工资。如果哪户人家有了电视,到了晚上,就会搬到屋外,院子里几十人围着一起看。

  7月初,北京电视台编辑部副主任(相当于副台长)孟启予主持了编辑组长会,落实“新侨会议”精神。

  她传达说,针对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精神紧张、情绪不大好的状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广播电视节目要轻松一些、愉快一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则进一步提出,电视应该比广播离人民生活更近一点,要创办一些在电影院和剧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文艺组组长、不到30岁的笪远怀将领导的话记在了心上,召集手下的编导们开会落实。文艺组不到10人,都是年轻人。

  为此,负责戏曲的杨洁(后来的《西游记》的导演)等人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丑戏集锦”,负责音乐、歌舞的黄一鹤和邓在军(1983年春晚的导演)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搬上了屏幕,并做了颇富创意的电视化处理。

  但笪远怀觉得,种类还不够丰富。他决定要办一个相声晚会。“既然要让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会’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买票看不到的节目”

  当时的中国相声界,最有名的是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北京有侯宝林,天津有马三立,“相当于相声界的两个码头”。这两个码头的演员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合作过,这不就是外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吗?

  文艺组一个早年师从侯宝林的年轻人宋洪负责联系天津曲艺团,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同在北京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就更好沟通了。

  笪远怀将节目按照青年在前、资深人士在后的顺序做了编排,京津两地节目穿插进行,唯一的群口相声作为压台节目。

  1961年8月30日这一天,非年非节,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白天,几个团的相声演员来到了台里。对天津来的演员没有任何接待,甚至没有安排住处。演员们简单地走了一遍场。

  当晚8点,“笑的晚会”在大播送室(台内人习惯称“大播”)开始直播。台下的几排椅子上,满满挤着参加晚会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们。

  观众开怀大笑的情景被在场的摄影师陈铎用镜头记录了下来。

  多年后因主持《话说长江》而为大家所熟知的陈铎,当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下属的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工作,身兼演员、摄影师和音乐编辑数职。当时局里一共有两台禄来福莱克斯相机,陈铎持有其中一台,常出入晚会现场拍摄照片。

  那天,他一边帮着音响师调话筒,一边拍照。“拍这种晚会有要求。为节约经费,不能超过两个胶卷,每个胶卷12张片子,必须上交。”陈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为当年尚无录像技术,所有节目都是直播,三次笑的晚会都没有录像带留下,甚至也没有节目单留存,陈铎保留下来的照片,就成为少有的影像记录。

  晚会播出之后,观众写来了100多封来信,大加赞扬,要求再办。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如此集中的名家相声。

  但导演笪远怀却在演出后,找到了孟启予,大哭了一场。

  当时的导演,远远没有现在晚会导演的威风,联络、接待都是自己做。演出散场之后,所有人都走光了,现场的折叠椅没人收拾。他找不到人帮忙,自己把所有的椅子都收拾完,觉得太委屈了,太累了。

  这大概是“笑的晚会”中唯一一个哭了的人。

  打破第四堵墙

  因为晚会在台内外反响热烈,台里决定在1962年春节前再办一次。

  文艺组办晚会实行轮流制,这一次轮到组里负责曲艺、话剧口的王扶林来办。“外面买票看不到”的创新理念,依然是这次晚会的方针。

  王扶林和笪远怀是同班同学,都毕业于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现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入校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做话剧小品练习。王扶林为了挑选话剧类节目,常去中央戏剧学院看学生演的小品。

  他想,如果将这些小品搬到晚会上,才是百姓真正“买票看不到”的节目。他在戏剧圈内打听,各自单位的联欢晚会上哪些表演最诙谐。

  节目很快确定了。除了上次的相声演员之外,还敲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等单位的演员。为了不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相声和小品穿插编排。

  这是小品第一次登上屏幕。王扶林还创造了另一个第一:茶座式的演出现场。

  这一创意来源于一部国外的片子。1961年末,孟启予从国外考察回国,带回了东德电视台一部电视贺岁片。这个节目没有固定舞台,演员们边喝咖啡边当众表演。“他们和观众之间没有‘第四堵墙’,做到了参与和互动。”王扶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颇受启发的王扶林立刻向孟启予建议,第二次“笑的晚会”也采用这种方式。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为此,“大播”的观众席上搬进了五六张大圆桌。演员和观众围坐桌边,站起来就能表演,坐下即是观众。

  以前固定在舞台前的摄像机,现在被架在了圆桌间的空地上。另有几台摄像机,身后拖着长长的电缆,在观众席间游走自如,既跟拍节目,又把观众的反应全部摄入。

  彩排的时候,电缆在地上滑来滑去,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行走,以免被绊倒。

  其时,20岁的赵忠祥刚进台不久,是播音组的第一个男播音员。在无从打发的大把闲暇时间里,他常跑来观看文艺组的彩排和演出。他清晰地记得,这是第一台改变了以舞台为中心的传统形式的晚会。

  这一新颖的形式,被1983年的首届春晚继承了。“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春晚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隔了中间这20年的时空。”赵忠祥肯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游本昌饿晕在台上

  1962年1月20日晚,演员们陆续到位。

  “大播”门口聚集了很多人。第一次“笑的晚会”效果太好,不少内部人慕名而来,但因没有入场证,通通被守在门口的两个武警战士拦了下来。

  副导演金成穿过人群,走进了二楼的导演室。导演室仅能容纳三四人,桌上摆放着几个监视器,播放着场内的实时画面。他紧盯着屏幕和手头的操作台,准备镜头切换。他一直没敢喝水,生怕因内急而不得不离开操作台,发生直播意外。

  中央实验话剧院29岁的青年演员游本昌早早就来到了“大播”,走台做准备。23年后,他因演艺生涯中第80个角色——济公而家喻户晓。但当时他当主演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常在晚会上表演一些滑稽节目。这次,他的节目是一段诙谐魔术《两个手指头》。

  节目塑造了一个上海的大魔术师形象。“魔术魔术,上头打个马虎眼,下头搞点鬼。这位先生,你说我的外套有点鬼?那好,我把外套脱了。这位小姐,你说我的袖口有问题?那好,我把袖子撸上去。”游本昌绘声绘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学起了50年前的节目,平翘舌音不分,十足的上海官话。

  说完开场白后,魔术师会“随机”向观众中的一位女士“借”一块手绢,说:“你看,这是我的食指,一个手指头,我用手绢遮起来,再打开,哎,两个手指头!”游本昌开场前已经找好了托儿:评剧演员新凤霞。

  但刚说完热场的小节目,正待进入正题,游本昌突然一脑袋栽在了摄像机的底座上。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包袱,连导演王扶林都不例外,等着他站起来说下一句话。几秒过后,游本昌依然没有反应,王扶林急忙让金成切掉了镜头,要求下一组相声演员立刻上场。

  游本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饿的。当时,每个月只有23.5斤粮食供应,再加12块桃酥和12块奶糖,他几乎从未有过饱腹感,加之工作强度大,才会在演出中晕倒。他被送到医院,脑袋上缝了几针。

  这个小插曲没有影响直播的继续,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四大须生》、马季和郭全宝的相声《笑一笑》和谢添的小品《变脸》等10多个节目依次进行。

  晚会的压台戏是群口相声《诸葛亮请客》,由常宝霆、朱相臣、郭全宝等表演。失街亭的诸葛亮命令众将士出战,将士不肯,要求诸葛亮请客。正无计可施,一名将士姗姗来迟,他还没吃饭,手里提着一包高级点心。诸葛亮便借花献佛,每位将士分到一块点心后,满意而去。饿着肚子的迟到者反而没有分到,苦着脸无可奈何。

  晚会大获成功。据统计,观众之多,仅次于1961年4月9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决赛转播。那次比赛中,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首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

  不和谐音也出现了。一位负责人指出,《诸葛亮请客》是讽刺当时的粮食政策。

  不过,大多数评价还是正面的。因此,台里要求文艺组在同年国庆再办第三次笑的晚会。

  “吃鸡”再上春晚

  因小品收效显著,第三次笑的晚会中,相声比重降低,小品上升为重头戏,茶座形式依然延续。晚会依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金成担任副导演。

  金成每日坐着公交车在北京城里穿梭,到处找喜剧演员。他再次找到游本昌,却发现游已经因营养不良住进了医院,肝脏肿大,全身浮肿,用手一摁就是一个坑。不过游本昌还是帮着策划了一个小品,讽刺公交车上不肯让座的年轻人。

  1962年9月30日,第三次“笑的晚会”以国庆晚会的形式播出。

  开场白“笑有各种笑……”是主管台领导孟启予亲手写的,由侯宝林表演,拉开了晚会的序幕。接下来,陈强表演了从延安时期就保留下来的活宝节目——《光棍哭妻》。

  北京人艺演员表演了配乐合唱《老北京叫卖组曲》。这是话剧《龙须沟》的副产品。当时,导演焦菊隐要求在幕后安排各种小商贩的吆喝声,以增加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为此,英若诚带领几个青年演员走街串巷追踪小商贩,模仿其吆喝声。后来又增添了话剧《茶馆》和《骆驼祥子》的幕后叫卖声,成了当日人艺的保留节目。

  晚会的高潮是无实物哑剧表演《吃鸡》:一个人在啃一只半生不熟的鸡,吃了一半被骨头卡住了,他费尽心思去抠带着鸡毛的骨头。最后,侯宝林上台,从他的后领里拔出来一把鸡毛掸子。表演笑翻了全场。

  这个节目的创作者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王景愚。他参加了彩排,但直播那天,青艺恰好要公演话剧《抓壮丁》。王景愚的角色没有B角,分身乏术,无法参加晚会。杜澎救场如救火,代他表演了这个节目。

  晚会播出后,原以为观众的好评会更强烈,没想到寄来的信中却有不少尖锐的反对之声。一封署名“愤怒的观众”的来信称,这是“以廉价的方式来向小市民趣味讨好”,而且,还是在国庆前夕,在“外宾云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播出的。

  很快,短暂的文艺小阳春被“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风雨欲来所代替。

  1963年11月,北京电视台在检查1962年以来播出的文艺节目时认定:第二次笑的晚会有些节目不该播出,较突出的是《诸葛亮请客》;而第三次笑的晚会,大部分节目都有问题,思想内容不健康,表演也很粗糙。

  在随后到来的文革中,笑的晚会更被上纲上线为“毒草”。《老北京叫卖组曲》成为了怀念旧社会的证据,黄宗洛表演的讲“公鸡下蛋”的小品《来亨先生》被认为是讽刺三年困难时期。《吃鸡》则遭到了最多的批判,被创造性地解读为“吃鸡拔‘毛’”,主创王景愚差点被打成了反革命。梅益和孟启予都遭到了批斗,王扶林和侯宝林陪斗。

  文革结束后,孟启予担任了中央电视台(由北京电视台更名而来)的副台长。王扶林则转向电视剧创作,在1987年导演了经典版《红楼梦》。

  1983年的首届春晚上,在导演黄一鹤、邓在军(当年为文艺组成员)和策划人侯宝林、马季(都参加过笑的晚会)的一再鼓励下,心有余悸的王景愚终于同意参演。

  隔了21年的时空,《吃鸡》再次让观众笑出了眼泪。

关键词:游本昌,北京电视台,春晚责任编辑:郭爱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