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跳楼”讨薪不断上演 严刑峻法难治欠薪

　　去年农民工欠薪事件有所增加，而各地受理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却屈指可数

　　据报载，1月4日下午，青岛一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一名男子因被欠薪声称要跳楼。最后民警将自己的1000元钱拿给男子做“押金”，承诺帮其讨回工资，才将跳楼男子劝说下来。

　　尽管人社部、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组织的农民工欠薪专项检查正在全国展开，但因欠薪引发的“跳楼”仍然在不断上演。日前，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强调，要切实保障春节前农民工工资的支付。

　　劳动获得报酬，是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欠薪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2011年5月1日，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纳入刑罚的范畴。应该说，欠薪入刑具有积极的立法意义，只是现实不尽如人意：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农民工欠薪事件有所增加，而各地受理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却屈指可数。

　　我国首次对欠薪动用严刑峻法，为何奈何不了欠薪这一痼疾。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靠什么保障农民工拿到工资？

　　从立法本身看，尚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何为“数额较大”？欠薪达到多大数额才构成犯罪？法律规定不明确；同时，讨薪程序过于复杂，讨薪者必须首先到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如情况属实，劳动监察部门下达支付令；接到支付令后，如欠薪者仍不履行，劳动监察部门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才能立案，随后进入司法程序，而劳动监察部门接到举报后应该在多长时间内下达支付令，欠薪者接到支付令后多长时间内仍不履行，法律也没有统一规定。

　　从司法实践看，通过诉讼虽然有法律强制力的保障，但是在执行难的残酷现实面前，讨薪者即便赢了官司，也很难追回所欠的工资。因为此时，老板或早已逃之夭夭，或早已将财产转移。

　　我们不能一味怪罪农民工缺乏法制观念，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其合法权益。过高的成本和过长的周期，迫使大部分讨薪者不得不放弃依法维权而选择“跳楼”。

　　因此，建议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细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成立条件，明确“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额度。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存在差异，在此问题上不宜一刀切，规定各地可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薪资水平，在一定额度内确定本地执行标准。同时简化诉讼程序，赋予劳动者更多权利，除了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外，遇到劳动监察部门不作为，或者老板逃匿的情况下，劳动者可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让劳动者维权更直接、更畅通。

　　欠薪问题，不单纯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事先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预防机制，比事后追究欠薪者的刑事责任也许更管用。近年来，一些地区先后出台了种种举措，实践证明这些措施都起到了一定的督促作用，值得借鉴和推广。

　　只有保障农民工辛苦一年能拿到应得的报酬，才能让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