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顾问王树增
必要的艺术加工更能打动人心
“我对《长津湖》这部电影盼望已久,当知道这部电影要拍成时,心里非常感动。”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此次担任《长津湖》的历史顾问。王树增曾经写过《朝鲜战争》这本书,2009年出版,最早的时候,这本书叫《远东朝鲜战争》,“它属于非虚构类的文学领域,准备的时间比较长,需要大量的研究史料和采访当事人,还要亲自去勘察战场,写作时间要七八年以上。”
真实战斗场景比电影还震撼
《长津湖》这部电影,讲的是长津湖战役的东线战场。王树增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成东西两个战场,由于战事的扩大,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战争的介入不断深入,于是在朝鲜半岛的东北方向出现了一个东线战场,也就是长津湖战役。作战开始的时候已经到了1950年的11月份,战争发生的盖马高原,气候特征和西伯利亚一样,属于高寒地带,冬季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摄氏度以下。长津湖之战时,甚至到过零下40多摄氏度。
王树增反复研究档案后,发现了一个让他很心惊的事实:当时在严寒之下奔向盖马高原的这些战士们,基本上防寒的衣物都是不全的。“由于军情紧急,我们的战士们义无反顾地扑向了盖马高原。在严寒之下,可以想象当时的困苦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资料中也有很多我军冻伤的记录。而我们东线战场的对手,又是美军最强悍的部队——陆战一师,美军不但武器装备是一流的,他们的被服装备也是一流的。在这块冰雪天地中,两军交战时,我军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王树增告诉记者,这场长津湖战役,充分体现了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安全,中华儿女展现出来的“决死作战”的精神。“这种决死作战的精神,至今还令众人敬仰,应该有这样一部电影作品来反映它。”
在王树增看来,《长津湖》能不能拍好,关键的一点,就是能不能体现出当时志愿军战士们真实的精神状态。“只有情感描写得真实了,你才能感动观众。”在真实之下,才能托举起想彰显的主题——为了民族的尊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以及中国人民长久的幸福生活,战士们不惜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精神。由此,也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是有英雄好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对和平生活的追求,谁也不能够侮辱中华民族的尊严。“我想如果达到这一点,我们影片就成功了。”
剧组对演员的选择非常理想
不过,《长津湖》毕竟是一部剧情片,而不是纪录片。在王树增看来,艺术加工是必要的,“电影必须有艺术加工,需要区分开艺术电影和纪录片、军事片、军教片这类影片的差别,这是两个美学范畴。如果把两者混为一种创作原则和美学范畴,会带来很多问题。”
就拿经典影片《上甘岭》等来举例,它们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在上甘岭那块土地上,发生过一次惨烈的战斗,这一定是要真实的。“但在艺术影片的整个人物和情节的设置中,必须适当遵循虚构的原则,不然的话它就不叫艺术电影了。”
影片由吴京、易烊千玺、朱亚文、李晨等主演,王树增和他们接触过,觉得这次剧组在演员的选择上非常理想,“演员一定得是满满的正能量、满满的阳刚之气,而且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我接触过《长津湖》的演员们,我很喜欢他们。”
对于像《长津湖》这样的鸿篇巨制,有些军事迷喜欢用考证的方式来看待这部影片。王树增认为,这些军事迷之所以较真,是因为对我们的民族历史有相当的感情,但不管如何,争论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度,要区分“学术争论”和“艺术争论”之间的界限,“包括《长津湖》在内的众多影片,即便要有争论,也应该是争论这个影片有没有反映出我军当时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不对,那个山头我们那天就没上去过’。”
王树增有50年的军龄,他的老部队就是从上甘岭下来的。“我的老首长和我入伍时候的那些老兵们,都是我的偶像。我之所以崇拜他们,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军人,要为荣誉而战。当我们民族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胜利,来回报人民的养育之恩,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军人的心里话”。
总监制黄建新
中国“工业电影”收获成功经验
对于《长津湖》的总监制黄建新来说,拍摄电影《长津湖》,对于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那时候我们的武器装备,距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有巨大的差距。我们能打赢这场仗,就是靠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用一部电影来讴歌。”
制作难度超乎了所有人预估
《长津湖》中的“第七穿插连”战士们展现出来的,就是强大的凝聚力,“战士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在超出体能极限、没有吃的、衣服不够、弹药不足的情况下,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和强大武器,打到只剩最后一人还要打,这就是我们要宣扬的精神,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
黄建新告诉记者,长津湖战役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片中的‘第七穿插连’是虚构的,毕竟《长津湖》是故事片,如果太过写实,很难写得下去。”尽管如此,影片在故事背景的设置上参考了许多方面,因为长津湖战役是一个巨大的战役,除了大家熟知的消灭“北极熊团”外,还有很多别的战斗,包括战斗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还有后来的“冰雕连”,“这些组合起来,才是长津湖战役的规模。”
“这次《长津湖》的制作难度,超乎了我们的预估,也超出了我的经验。”已经在电影圈浸淫40多年的黄建新,依然每天都面临新的挑战。“如果按一个组拍,这个戏至少得拍一年半,但我们希望今年能够上映,所以就开了三个组”。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拍摄,每人一个组,每组人员最多的时候有2000人,再加上AB组,一共是7个组。作为总监制,黄建新需要协调好这些剧组的拍摄工作,保证拍摄任务的顺利完成,工作非常有挑战性。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千人在现场工作,而且大部分都是夜戏,“难度非常大,那就只能努力,大家就拼命去做,努力去完成它。”
《长津湖》中有大量的特效镜头需要完成,由于工作量大,导演们只能一边拍摄,一边做特效,将近40多家来自全球的特效公司参与了《长津湖》制作,“因为没有一家公司能打包票完成。”难度最大的,要说是装备。拍摄时需要大量的武器道具,比如美军的坦克。黄建新说,“我们自己做了30多辆坦克道具,每辆造价一百多万元,是真能跑起来的那种,光是这块就花了几千万元。”
电影令人热血沸腾更爱国
在黄建新看来,这次《长津湖》的集体创作,更像是一次中国“工业电影”的尝试,“我们把剧本、结构分完以后,在里面做一些细节联想,在文学阶段就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大家分头去拍,拍完互相去参照,如何衔接自己拍的部分。”
黄建新认为,工业电影讲究规矩,不能随心所欲,它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由一个巨大的体系来保证导演之间的衔接。导演们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人物的创作上,“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可以按部就班推动。这是中国电影在制作上的一个进步。”
在黄建新看来,战争片就得把战争拍得真实、残酷。“拿长津湖战役来说,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战斗,它是有规模的。《长津湖》这次是真正的战争片拍法,跟《上甘岭》《英雄儿女》比较,《长津湖》的规模大得太多了,不在一个等级上。”
关键是,《长津湖》中表现的是中国人的情感,“《长津湖》是中国人拍的,包括对待战争、和平的态度,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完全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东西。这样的电影,好莱坞也没法拍。”
如何拍出《长津湖》的真实和残酷呢?黄建新说,首先是要客观反映双方在武器上的差距。美军仁川登陆的时候就有航母了,而我们国家2012年才有航母“辽宁舰”,中间差了六十多年;那个时候“联合国军”就已经武装到牙齿了,而我军很多战士还背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三八大盖”,“但就在这样的装备差距之下,我军还是毅然入朝作战打击侵略者。只有把这种差距客观地表现出来,才会觉得志愿军战士们的精神是伟大的。”
此外,《长津湖》中出现的战斗都是近距离作战。志愿军靠敌机不能大规模夜间行动的时机,逼上去打,把敌人击垮。
“看完《长津湖》,一定会让你热血沸腾,更爱这个国家。”黄建新这样说道。记者 王金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