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张伯礼——他是长者，是父亲，更是共产党员！

　　“今天是方舱医院的最后一天，完成了历史阶段的任务。今天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3月10日，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出现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这一天是这所医院“关门大吉”的日子，也是武汉最后一家关闭的方舱医院。

　　年逾古稀的张伯礼一身“戎装”，声音有力，看不出21天前他才在武汉摘除了胆囊。他向队员们表示感谢，队员们手捧鲜花，向他们敬仰的这位前辈深深致敬。

　　他是长者

　　“方舱医院治疗的主要目标就是不让病人转为重症患者，不转为重症就是最大的胜利。一是病人能得到及时救治，不转为重症，能节省大量医疗资源；二是保住了病人性命。方舱医院这种模式，让病人从被动治疗到主动介入，医患关系非常和谐。”他总结的是武汉方舱医院模式的成功，所在的江夏方舱医院又有独特之处──由国家中医医疗队管理，中西医结合，以中医疗法为主。

　　建中医方舱医院，张伯礼是主要倡议人，并被任命为江夏方舱医院的名誉院长。进驻江夏方舱医院的是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的中医、呼吸重症医学、影像、检验、护理等专业的209名专家，与江夏区中医院现有医生进行混编，成立医疗团队。

　　如何将各方精兵强将拧成一股绳，五指攥拳出击？张伯礼身先士卒。

　　2月12日他率队进驻医院，2月14日17时30分，收治首位新冠肺炎患者，到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567名患者。新冠肺炎没有治疗经验可循，临床没有特效药物可用，集中面对如此数量的患者群，张伯礼率领的中医“国家队”压力山大。他走到病床前了解患者的情况，带领专家组研配药方。他和北京中医医院刘清泉教授共同研制的宣肺败毒颗粒（抗冠II号方）治疗500例轻症和普通型患者，发热、咳嗽、乏力症状明显减轻，CT影像治疗后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明显缓解，无一例转为重症。除了改善临床症状，也能改善相关血液细胞分类计数和免疫学指标。

　　在江夏方舱医院，既有统一方案，又会根据病人的病症采取个性疗法，普遍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中药口服为主。所有患者均能喝上中药汤剂外，医院还配备了一台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车，因人施治调制中药颗粒剂，辅以保健操、八段锦，同时还会有心理疏导。医院制定了严密的诊疗流程，患者在服药过程中，医生会密切观察每一位患者的具体反应，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医疗团队还设立了三线把关、评估等，确保医疗安全。如果有患者转为重症，按照相关流程，及时将病患转到定点医院进行治疗。

　　“为了保证患者安全，每一个细节都尽量考虑周全。”国家中医医疗队（江苏）队长、江夏方舱医院医疗副院长史锁芳介绍。

　　病人零死亡、零回头、无一转为重症，医护零感染。张伯礼带领中医“国家队”在江夏方舱医院的实践，为治疗新冠肺炎提供了又一个参考方案。

　　他是父亲

　　“愚顽常思聆父训，草茅未敢忘国忧。”2月21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执行院长张磊在援驰武汉前夕剖白心迹。就在两天前的凌晨，他刚接到“父训”：“如果上级派你来武汉，不必来我这里，在‘红区’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保护好同事和自己。”

　　被他和全家称作“老头儿”的父亲，就是张伯礼院士。彼时，“老头儿”刚被做完胆囊摘除手术，在回病房的路上和儿子短暂通话。

　　“心里极度惊恐。”张磊这样描述农历正月二十六凌晨，武汉前线指挥部的领导给自己打电话告知父亲病了、需要做个手术时的心情。手术成功后的两天，能随时联系上父亲，恐怕也是五味杂陈的“意外”。“术后恢复的头两天，是这20年来我最容易可以联系上他的日子。上级安排了我的师弟黄明博士来照顾他。我只要拨通黄师弟的电话，就可以和病床上的父亲通话。”

　　张伯礼在术后一两天就下床工作了。张磊知道，搞了一辈子中医的“老头儿”，自己是劝不住的。“听师弟说他术后第3天就恢复了工作状态，只有晚上才回到医院去输液。这个‘老头儿’只要一投入工作，那就谁也劝不动他。作为晚辈、也是学生，只有尽力向他学习了。”

　　向大年初三就奔赴武汉埋头工作的父亲学习，张磊作出的具体行动，就是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恳请奔赴湖北抗“疫”一线。此后，他又通过电话、微信、书面材料等途径多次表达冲锋向前的强烈愿望。张磊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医生、科室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无论哪一重身份，都应该责无旁贷，在防疫第一线上贡献自己力量。

　　向手术不下火线的父亲学习，就是自腊月二十七以来，在中医第四附属医院连续一个多月坚守一线指挥、组织、协调、部署疫情防控各项具体工作，多次深入发热门诊现场指导工作，抓细抓实各项防控措施。医院发热门诊、预检分诊运转有序，隔离病区火速改建完成，为保卫滨海新区人民的生命健康构筑起一道道坚固的疫情防线。

　　向在一线亲力亲为的父亲学习，就是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在江夏方舱医院承担起感染风险高的取咽拭子工作。张磊在2月24日的《战地日记》中写道：“今天第一次进舱，多少有点手忙脚乱。平日光和其他人说不要紧张，到自己这里，也是不能免俗。幸运的是，顺利完成了6个小时的工作，并带着两名同志开了医嘱，取了咽拭子。经过严格的出舱环节，穿着刷手衣走出医护人员通道时，全身已然湿透。”

　　虽然同在武汉，父子俩却很难见上一面。2月24日张磊在《战地日记》里分享了一首歌：《You’ll never walk alone.》（你永不独行）。这是儿子对父亲爱的表白，是中医后辈对前辈的敬意，是一名医生对同行的誓言。

　　直到方舱“清零”这一天，张磊才见到了日思夜念的父亲，而在此之前，他把所有的思念、关心、敬佩都写在了自己的《战地日记》里。

　　“这个‘老头儿’和在武汉、在湖北、在全国各地亿万名默默无闻的、平凡的人们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使我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为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荣幸之至。愿樱花烂漫时，我们可以站在武大的校园里合影留念，共庆胜利。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他是共产党员

　　张伯礼身上有多重身份──院士、校长、中医大家、白衣战士、敦厚长者、严父严师，但他时刻铭记，自己的第一身份还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就是为党为人民工作。

　　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启动快速研究机制，对已建成的组分库中具有抗病毒作用的中药组分进行筛选和评价，并和上海药物研究所、广东钟南山院士团队合作进行抗新冠病毒作用中药评价研究。团队承接了科技部和天津市科技局应急专项，目前已启动药物筛选工作。为天津百万名中小学生开讲了“网上科学抗‘疫’第一课”，率先为孩子们做应急科普。

　　你能想到这些没有被媒体广泛宣传的工作，是在武汉参与专家组工作、筹备运行江夏中医方舱医院、还在武汉做了胆囊摘除手术的张伯礼院士，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所做的工作吗？

　　作为此次专家组中的中医代表人物，张伯礼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新冠肺炎临床治疗没有特效药物、经验还在摸索的情况下，提出建立中医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风险不言自明。“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往往是局外人在争论中西医到底谁强谁弱、谁优谁劣，这既无聊又无意义。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优势互补，人命大于天，能救命才是最重要的。”秉持“疫情当前，救命为重”信念，张伯礼和刘清泉教授写了请战书，提出中医药进方舱，中医承办方舱医院，勇挑重担。

　　“这次疫情教训太深刻了，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能像当初SARS那样，转头就忘了。”接受媒体采访时，张伯礼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损失痛心疾首，敢说真话，希望有关部门吸取教训，加强管理。

　　“首先，要强化源头治理。要杜绝一切野生动物的市场交易，严禁食用陆生的野生动物。其次，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也需修订。这次疫情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出现了，谁来报？报给谁？现在机制不顺，层层上报、层层审核、层层淡化，到中央都衰减变味儿了，影响中央决策。回过头来看，新冠肺炎在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人传人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那时还说是‘有限人传人’、‘局势可控’就有问题了，丧失了防控最佳时机。再次，基层社区的卫生能力明显不足。那么多人，一发热就往大医院跑，如果社区的医疗卫生设施足够强，发挥‘拦阻干预’作用，疫情可能会在早期得到有效控制，强基层要真正落地。另外，检测权限集中、试剂盒短缺严重影响了确诊救治，防控物资明显短缺、调配机制滞后、应急系统响应及运营都需要极大改善。”

　　诤言挚语，字字恳切。一个老共产党员、老医务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现在，我们又在考虑恢复期的病人。一些出院的病人特别是重症患者康复问题。有的出院了，但还有症状，咳嗽、喘憋、心悸、乏力等；有些肺部感染渗出吸收不完全，有的免疫功能紊乱等。我们就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建立了新冠肺炎患者康复门诊，专门管理治疗这部分病人。在中国工程院和有关单位支持下，我们还组织了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共同建立湖北感染新冠病毒的医务人员康复管理平台，这将是今后一两年的任务。”

　　武汉方舱医院完成光荣使命，在武汉保卫战中留下了英雄篇章。“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张伯礼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与病毒斗争的下一阶段战役已经打响，老兵整装，又要出发。

　　记者  耿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