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营河西走廊

　　秦始皇统一六国，吞并天下，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进入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封建社会，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和政治文明。文字、货币、公路、度量衡的统一，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秦初，秦陇地区甘肃疆域是核心疆域。从长安出发，用于与匈奴征战的“高速公路”——直道，大部分修建在甘肃境内。现存最早秦长城的开端就在甘肃临洮境内。

　　以强权立国的秦人，虽有传万世基业的雄心，但是只历二世而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大的汉朝。

　　汉——开辟丝绸之路

　　在汉朝的地理和政治版图上，甘肃处在绝对的战略要津。这个时期，甘肃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重心已经不在黄土绵厚的陇东旱塬，而是在狭长平坦的河西走廊。

　　1969年9月22日，武威农民在北关雷台挖防空洞时发现了一个古代墓葬。这个后来被证实是东汉张姓将军夫妇的大型砖室墓，出土了99件铜车马组成的仪仗队。其中一尊铜奔马重约7.15公斤，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1厘米。马头微左扬，昂首扬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于一飞鸟之上，飞鸟展翅，惊愕回首，显示了奔马快捷如飞、神速超群的意境。

　　这尊被郭沫若先生命名为“马超龙雀”的铜奔马，说明汉代的冶炼技术、铸造技术和艺术造诣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铜奔马被常书鸿先生誉为“纵览古今中外不曾找到的一件珍贵文物”。1983年，铜奔马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而铜奔马展现的汉文化的强势风格更有价值——一个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中国形象，在那个年代就树立在全世界面前。

　　但是，汉朝立国之初，国力贫弱。面对北方强悍的马背民族匈奴，根本无力征战。“白登之围”，汉高祖差点丧命于匈奴之手，无奈只好以和亲求得安生。这种弱势下的委曲求全一直延续到文、景两代帝王。

　　汉武帝即位后，凭借着前三代帝王让人民修养生息换来的经济积累和国力，开始以武力赢得安宁和地位。

　　他的首要举措就是经营河西走廊地区。这块月氏、乌孙生活的广大地域，这个时候被匈奴占领着。匈奴不断地骚扰、进犯西汉的西北、北部边境，掠夺牲口，破坏生产，对西汉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被阻断了，丝绸无法西去，良马不能东来。汉武帝下定决心，调动汉朝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与匈奴决战。前121年，年轻的霍去病将军统帅万名骑兵深入腹地，进攻河西匈奴，一举扫荡了五个匈奴王国，大获全胜。当年夏天，霍去病在张骞策应下，直进祁连山，再次大败匈奴。匈奴王子昆邪王、休屠王请降，河西地区并入西汉版图。

　　这场战役也带来了副产品——关于酒泉的命名，典籍中有多种说法，而民间版本流传广泛：相传，汉武帝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美酒犒赏霍去病，霍去病不愿独享御酒，就将酒倒入泉中与众将士同饮，“酒泉”因此得名。

　　为了更好地控制河西、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抵御匈奴，西汉当年就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来又设张掖、敦煌两郡，史称河西四郡。后又建阳关、玉门关，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同时将边塞、亭燧、长城等防御体系构筑至盐泽(罗布泊)以西，并组织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得河西人口达到50万左右。此外，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轮台)，统领西域各国，以确保丝路的畅通。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迫使匈奴打消了称霸西域的雄心，这标志着西汉政府已经对西域各国开始了有效的统治。

　　通过战争和屯垦，打通河西走廊关口，汉朝完全掌控了被匈奴控制的地带，确定了中国的最早版图。同时，汉武帝又积极采取外交手段，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张骞虽然没有达到联合月氏的政治目的，但他和随从的经历却拓展了汉王朝的视野，引发了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各国相互贸易的强烈愿望，促成了西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经营。通过张骞出使西域，汉王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府主导的中外交流，史称张骞“凿空”西域。

　　自张骞“凿空”西域和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胜利以后，丝绸之路便畅通无阻，贸易兴旺。这条由中国人开辟的丝绸古道在它的东段有三条路线，即北道、中道、南道。北道从长安沿着泾河到达泾川、固原，继而北上，经过景泰，沿腾格里沙漠边缘到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中道从长安出发到兰州，经永登，翻过乌鞘岭，抵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南道同样从长安出发到兰州，然后到西宁，经过扁都口，到张掖、酒泉、敦煌。三条路线交会于敦煌，继而向西延伸。

　　2008年9月，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共同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间起点就是张骞首次出使的公元前137年。这条道路对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非常。

　　西汉，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央帝国。在西汉的政治和文化版图上，甘肃地域处在关键地带。丝绸之路的关键路段就在河西走廊，北路、中路、南路都必经这条黄金孔道。可以说，甘肃地域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个时候的甘肃陇中一带也已成为中国的地理几何中心了。

　　为了得到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装备——良马，前104年，汉武帝曾经派遣大将军李广利统领6万大军，以敦煌为基地，发动了一场夺取汗血马的战争，奠定了汉以强势立国的基本风格。战马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军事图腾。当李广利带着3000匹大宛名马回到长安的时候，汉武帝高兴地作《西极天马歌》以明心志：

　　天马来兮从西极，径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这个强势皇帝的作为，为中国版图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和实际功业。

　　全盛时期的汉朝在甘肃地域的活动，有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1930年前，袁复礼先生带领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发掘汉简850枚。1973年，甘肃考古人员又发掘出11577枚汉简。1977年，在玉门出土的汉简中，竟然有133个字的“汉武帝遗昭”。大意是要皇太子善视百姓，轻赋敛，近圣贤，信谋臣，奉行祖宗法制名教，牢记秦二世灭亡教训等。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这里曾经是汉代世界上最大的邮站)出土1.7万枚汉简，震惊世界。

　　经历“王莽之乱”，西汉衰弱，西域复被匈奴占领。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窦固率兵从酒泉出发再度击败匈奴。投笔从戎的班超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班超后来作为汉使，在西域活动了30多年，直到年逾古稀才回到洛阳。他的副手——少年甘罗于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到达条支海(波斯湾)边，为以后中西交通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动荡时期，河西走廊虽然几易其主，但是丝绸之路保持着畅通。

　　隋——万国博览会

　　汉武帝开拓的疆域和对外交流模式，在后世得到发扬光大。

　　隋大业五年(609)三月，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地出发，经扶风，过陇西，穿积石锁钥，西上青海，征伐吐谷浑。这是封建时代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军事行动，历时近10个月，行程数千公里。征伐的结果是以战让吐谷浑臣服，安定了西陲各地。进而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地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年六月，隋炀帝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斗拔谷，遇大雪，侍卫冻死大半，随行官员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苦头，但还是坚持完成了他的旅程。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中原与西方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往。为炫耀国力，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游人及车马长达数百里，这是举世创举。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使张掖的国际贸易市场更加繁荣昌盛，还促进了中原一带贸易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如关中的歧州(今陕西凤翔)、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等。从此，西域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康国、安国、米国、吐火罗等国的商贾使者来往于长安、洛阳一带，络绎不绝。隋炀帝还派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从安国带回五色盐，又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回国时，波斯的使者、商人也随至中原。由此，隋朝成为更开放的国度。

　　长期以暴君面目存在于历史记忆的隋炀帝，在甘肃的作为为后世唐朝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诗与种姓

　　大唐帝国盛极一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军力强大，文化发达。盛唐成为中国强盛的标志和代名词，成为后世复兴中华的目标。

　　长期以来，盛唐存在于在典籍、传说和中国人的情感当中。而关于这个时期的甘肃，也有丰富的记载，史书上称：“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又称： “正月观灯，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1900年，敦煌的发现，让世界从那些经卷与石窟、壁画、雕塑当中，更形象地看到了一个帝国的强盛，看到了从北魏开始千年不间断的文化脉络。在那个时代，这里是全世界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武威、张掖成为经济文化十分繁荣的国际性贸易城市，敦煌被称为“华戎第一大都会”，可与扬州相媲美。从莫高窟盛唐壁画就可以看到当时繁华富庶的生活情景。

　　随着7~8世纪大唐盛世的来临，丝绸之路也迎来了贸易最繁荣、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全盛时代。东罗马、阿拉伯半岛、印度、波斯等国都和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建立了非常友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当时，沿着丝路与中国有交往的国家有上百个。为了经营和维护这条贸易、友谊大道，唐王朝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影响丝路的主要势力是西突厥和吐蕃，唐王朝先后在新疆、青海、河西地区与西突厥、吐蕃进行了多次激战，最终彻底控制了新疆、青海、河西，在河西走廊分别设立了凉、甘、肃、瓜、沙五州，在新疆天山南北设置了安西、北庭都护府，从而保证了丝路的畅通。随着丝路贸易的进行，沿途有许多商埠也发展起来。这时的河西出现了唐代诗人岑参笔下“凉州七里十万家”的盛况。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7世纪天竺境内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和风俗民情，对今天研究古代印度得益颇丰。同时，《大唐西域记》还详细记述了今天新疆的焉耆、库车、高昌、于阗、叶城、楼兰等地的名称、地理方位、民族、宗教、文字以及社会经济情况，为今天人们认识古代新疆的历史保留了珍贵的资料。所以，玄奘是亲历丝绸之路最伟大的旅行家。

　　唐朝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国之初就形成的文化氛围：建功立业的本体追求，宏大的气象和悲壮的进取精神。这种文化特质在一个艺术载体里得到充分显现，这就是边塞诗：“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这些诗词展示了诗人们的豪迈气概。正是这种精神，奠定了唐文化的兴盛和唐帝国的强大。而边塞诗人们获得诗意的物象，很多是甘肃大地上的物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岑参《武威春暮》)诗人心中内地和域外的文化地理分界线，也是以甘肃为标志。汉班超戍守西域，年迈时的愿望就是能够终老于玉门关内。这种心结在唐诗里上升为通行的意象，表达诗人的家国之念：“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 (胡曾《玉门关》)“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久戍人将老，长征马不肥。仍闻酒泉郡，已合数重围。”(郭震《塞上》)

　　李唐帝国在甘肃的另一个重大举动就是认归“陇西堂”。这个表面上非常私人化的种姓问题，实际上是李唐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借以提高自己的出身背景，以获得当时社会准则认同的强势正统地位。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社会士族门阀制度盛行，世人极重门第族望。统治者的出身决定了其社会地位。李渊原本出自“赵郡李”，也是贵族世家。为什么要在一统天下之后另寻祖脉，认归陇西？原因是“陇西李”更加显赫，“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而贵为帝室的“赵郡李”却屈居第三。

　　陇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和地理概念，是自秦至唐长达千年以来甘肃地域最重要的政治中心。郡制先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后在襄武(今陇西)，辖地为甘肃中东部和宁夏南部。陇西李氏自秦陇西郡太守李崇开始，世居狄道，子孙多有作为，历代拜将封侯者无数。在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父亲李尚任成纪(今秦安县北，静宁县南)令时，狄道李氏迁往成纪，成为后来声名显赫的陇西成纪李氏。至西凉武昭王李暠，陇西李氏地位达到顶峰，“自凉武昭王以后，一门三公，为四海著族”，其后代皆为北魏重臣。唐初，李渊虽然已经夺取天下，但是为加强统治地位，还是在出身问题上做足了功夫。李唐认归“陇西堂”的举动，带来的一个文化成果是自此以后天下李姓皆称“出自陇西”，也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李姓，人口近亿的世界第一大姓氏，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意义非凡。

　　甘肃地域在唐代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安史之乱”颠覆了繁荣的唐朝，而临危的唐帝国借助甘肃大地又得以存活。当叛军动地的鼙鼓隐隐传来，唐玄宗留下太子李亨镇守长安，自己带着杨贵妃慌忙逃难。只有2000兵马和一班大臣的李亨，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能选择向西躲避，一直到彭原才安定下来。以彭原为基地，李亨整肃了各路军马，开始向叛军反击。李亨后来二次到彭原，完成了一系列定国安邦的大计——在这里接受了无心执政的唐玄宗送来的皇帝印玺，成为唐肃宗。在陇东这一片黄帝兴起、周朝兴起之地，唐王朝从危局中获得再生，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营,河西走廊,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