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现状：活着是命运一波又一波打击

事后，老黄的徒弟何苦问他，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

“能取出来，也不费事，10元都可以干。”老黄对徒弟说，自己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怕他再去找别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经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过年回家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叉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他的行李不低于50斤。老黄的家离重庆100多公里，如果乘坐高速客车再转车，全程只需2.5小时，车费32元，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但老黄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乘坐308路公交，到达鱼洞，然后继续转乘195路公交去珞璜。或许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公交车站牌，他竟然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了196路公交车，南辕北辙坐了好几站，只能下车再回鱼洞。一番折腾之后，再上195路，到达珞璜已经是中午时分。

接近年关，公交车上挤得挪不动身。整整一个上午，老黄一直背着硕大的包，笨重的行李蹭得其他乘客一路责怪。

到了珞璜，老黄登上大巴，驶向下一个中转站，下午3点才到。见到女儿后，草草吃过午饭，全家人再次启程，到家时已近黄昏。

老黄全程车票开支24元——100多公里，转了4次车，节约了8元钱——为此却多折腾约10小时。老黄对此很满意，“农村人回家过年，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能节省8元就等于挣了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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