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孕育新中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世界80年

　　80年前的5月24日，一部名叫《风云儿女》的电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电影插曲男声齐唱《义勇军进行曲》首次与公众见面。

　　80年后，在上海杨浦区荆州路的国歌展示馆内，《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早年的一段手书回忆录被放大陈列。上面写道：“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歌，引为奇异，曾数次在演说中提及。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得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以为是中国人，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凡此都是以证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人民的心是一脉搏动的。”

　　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内，还特别陈列着研究者从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档案室内发掘的现存《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的灌录登记目录和金属唱片模板。

　　长期研究电影史的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说，“田汉和聂耳当时非常想创作出一首像法国《马赛曲》那样提振士气的进行曲，从创作一开始就有激励人们斗志、要救亡图存的一种意志。恰是在民族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这首作品在银幕上一出现，就不胫而走，得到广泛传唱。”

　　这位专家还指出，在新中国尚未诞生时，《义勇军进行曲》已在抗战烽火中从银幕走向战场，甚至在二战的部分盟国中也广泛传播，具有了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成为了当时代表中国的一种国际形象”。

　　国歌展示馆内所陈列的历史文献和文物显示，上世纪30年代抗日烽火已在东北三省涌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发生，更激励了夏衍等一大批左翼文化人直接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文艺创作中，他们所成立的电通影业公司不久迁址于今天的荆州路，将《义勇军进行曲》首先介绍给观众的电影《风云儿女》，正是在此拍摄。

　　最初灌录《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的是一群正当青春的左翼文化人，他们是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梦鹤、施超，共七人。当百代唱片公司录制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时，工作人员中不仅有任光、贺绿汀等著名音乐家，还有一名外国人——俄籍犹太人阿龙·阿甫夏洛穆夫，时任百代公司乐队指挥，他专门为这支曲子配器。

　　《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显然没有止于银幕和唱片，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它一度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据史料记载，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曾于西北练兵，也特别强调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

　　抗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灌录成唱片，歌名大多被翻译为《起来》(CHEE LAI!)。最知名的一个海外版本是宋庆龄促成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灌制的英文版《起来》，后来保罗还曾演唱过中文版。

　　据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之一。后来，欧美多国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起来》，1944年这首歌成为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开始曲。

　　1945年，美国米高梅公司甚至拍摄了一部根据赛珍珠同名抗战题材小说改编的电影《龙种》，由凯瑟琳·赫本等美国演员主演。《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这部影片的插曲在美国的电影院响起。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今天，中国的宪法条文中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2009年，上海的国歌展示馆建成开放时，《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侄女聂丽华回忆起自己与国歌最难忘的故事。她回忆，“最难忘的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我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边唱、一边不断挥动手里的花束，挥到后来满地都是花瓣。”

　　比聂丽华年轻许多的北京奥运火炬手金晶则留下了另一段回忆。她说，2002年在釜山参加远南残疾人运动会时，自己获得了轮椅重剑项目的亚军，因为冠军是中国香港选手，现场奏响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那一刻的激动，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说。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各种国际场合奏响，在世界屋脊、在南极和北极，中国人都会升国旗、唱国歌。甚至在太空，《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中国航天员进行出舱试验时播放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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