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命运本身难道是天注定？

　　贾樟柯导演在北京。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电影开场十分钟，死了四个人。王宝强扮演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三儿，在年底返乡的盘山公路上遭遇劫匪，他开枪连杀四人，骑着摩托车离开。贾樟柯导演的最新影片《天注定》，取材于发生在中国的四个社会新闻事件。他用视觉语言还原了这些离奇荒诞的故事：胡文海案、邓玉娇案、周克华案和富士康跳楼事件。王宝强扮演的角色原型就是周克华，他在外出务工途中多次当街枪击杀人，只为抢劫现金。回家过年的他点上三根香烟，对那些死在枪下的冤魂说道，“要怪就怪老天爷，有啥想不通就去问他”。

　　《天注定》是贾樟柯继《二十四城记》之后，五年来推出的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故事片，2013年8月，贾樟柯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电影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大陆公映。

　　但是就在本周一，中国传媒界人士王小山在新浪微博称“贾樟柯的《天注定》被禁”，之后新浪网娱乐频道，网络电影媒体时光网发布消息称，他们试图联系贾樟柯未果，而《天注定》制片方表示对“《天注定》是否被禁”并不知情。

　　贾樟柯本人并没有回应纽约时报中文网关于《天注定》是否会在中国公映的问题；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对此事不予置评，目前电影能否在11月中国大陆公映尚不确定。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所获知的一份10月23日发自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的通知称：“中宣部新闻局通知：近期导演贾樟柯新作《天注定》北美公映，各媒体对该片及相关信息不报道、不评论。”

　　截至目前，有41个国家购买了《天注定》的发行和放映权，创造了贾樟柯电影作品最高的海外销售记录。今年5月27日，《天注定》进入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最佳编剧奖。10月1日《天注定》在纽约国际电影节亮相，开始在北美公映。在戛纳电影节上，贾樟柯曾与中国作家余华、苏童有过一次对谈。作家苏童预测，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将收获五亿元的票房。《天注定》的投资为2000万元人民币。但贾樟柯感到并不乐观。他在今年9月接受采访时说，在收到一份两页纸的电影审查意见之后，经过修改的《天注定》最终拿到了龙标，“关于中国文化的开放，我们一直在谈审查、谈制度、谈体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众的阻力不要小看。”

　　姜武在《天注定》中饰演大海。 Kino Lorber, Inc贾樟柯的镜头对准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他出生于山西汾阳，这个城市以丰富的煤矿资源著称。这让他很容易感受到，资源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1998年，贾樟柯在电影《小武》中塑造了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偷。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八个国际奖项，法国《电影手册》称它“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小武》还为贾樟柯赢得了国际上的重要合作伙伴：日本导演北野武和他创办的T Mark电影公司。贾樟柯说，“国内的创作环境比较多是即时的，名和利的得失都是快速的。跟他们的合作得到的一个就是尊重自己的作品，信任它，放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去展现自己的能力。”

　　就像从前致力于打破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的隔阂那样，这一次，贾樟柯在《天注定》中借鉴了武侠片、香港黑帮片、动作片等类型电影的商业元素，以拆掉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之间的隔阂。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影片中的四个人物既彼此独立，又有微妙的关联。当作为人的尊严被一再侵犯时，他们抛弃了中国式的隐忍，转向不顾一切的砍杀。贾樟柯说，“我反对以暴制暴，但从人的角度我理解他们”。在他眼中，每一次突发性暴力事件都有强烈的个案色彩，但当它们不约而同发生在各地时就有了共同的时代背景。

　　2013年8月11日，《天注定》北美公映前夕，贾樟柯在北京的工作室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以下是对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节，未经贾樟柯本人审阅。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会取名为《天注定》？

　　贾樟柯：我很重视电影的名字，因为名字代表一部电影的主题和气质。像任何写作一样，一个名字可以带你进入写作状态。就像我们想起《水浒传》时就会想到“替天行道”，有一天我想到“天注定”，因为这是一部关于突发暴力事件的电影。每个人在实施暴力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理解的天道，这是促成他行为的一个理由。在这样一个合法性之下做出的突发暴力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头脑一热。在中文里面“天注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天道，那我就这么干了；一种是反问，“命运本身难道是天注定的吗？”有一种无奈在里面。前面一种是行动能力，后面是很无奈的一个反问，我觉得挺微妙的。既能把我带到讲述的语态里面，又能让我找到一种叙事的语感，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

　　纽约时报中文网：什么促成了这部电影的拍摄？

　　贾樟柯：最初的萌芽就是看到(邓玉娇案中)拿钱打人(的新闻)，让我非常地悲伤，怎么可能这样去做事情，践踏别人的尊严。它像是一个象征，好像钱能决定一切。这种思维模式、心理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个事件让我突然想拍这个电影。我觉得生活真的改变了，过去拍了很多电影，人们也在大环境的压抑里面，在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里面。但是现在普通人施予普通人的暴力、普通人施予普通人尊严的剥夺似乎越演越烈。同时贫富差异、司法不公正、社会不公正这些社会问题还都在。

　　最初想拍几组人物，不单是一组。我在想突发事件、暴力事件有一种个案色彩，它是某种特殊的境遇。当那个可怕的时刻来临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但这几年我接受信息看新闻，我觉得突发暴力事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中国各地经常在出现。比如我从戛纳电影节回来之后，发生了厦门烧汽车事件、上海宝山枪击事件、首都机场爆炸。这么多的事件在发生，一定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在背后。同时，这也是我们现在接受信息的一种特点，一打开网络、社交媒体就有很多信息在聚汇，所以我想到的是一个群像的写作。

　　纽约时报中文网：电影的四个故事都取材自近些年的社会新闻，观众可以从中看到胡文海、邓玉娇、周克华以及富士康跳楼事件的人物原型。你如何建立他们之间的关联？

　　贾樟柯：这四个人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很微妙的。我寻找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暴力，这四个故事是暴力的四个层面。第一个故事(胡文海案)有很强的社会性。资源被垄断，有人暴富，分配不公，包括不公处境的表达渠道也被切断了，告状都不知道往哪儿告，这样的社会情况直接导致了大海的悲剧；第二个故事(周克华案)更精神性一些。在一个荒废衰败的农村里面，一个年轻人找不到生活灿烂的一瞬，找不到自我价值的体现。王宝强扮演的三儿最终找了一个错误的方法，跟极大的精神困境有关系。第三个故事(邓玉娇案)，尊严成了突发暴力的触点、沸点。小玉不是按摩女郎，但对方一直在拿钱打她，一个人的尊严那样的被无视、被践踏。最后一个故事(富士康跳楼事件)是年轻一代在社会流动中的阻隔。我们能想象一个年轻人刚到广东东莞的时候，一定是兴奋、充满希望的。但是每天面对流水线，千篇一律的工作，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失去上升的希望。这种机械化的生活形成的精神困境，甚至表现在亲情当中，他妈妈在电话里一直催他寄钱，这是我觉得暴力的另一个问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与你之前的电影相比，《天注定》有哪些区别，做了哪些颠覆？

　　贾樟柯：我觉得有两个区别。一个是电影形式本身。它的思路就是类型的借鉴，打破了我过去所谓艺术电影的方法，借鉴了武侠片、黑帮片和香港动作电影的元素。其中的困难在于，它们是我陌生的。怎样去拍动作？怎样拍出侠义的感觉？怎么开枪，怎么倒地，血怎么喷出来？大量的特技等等，这些都是电影形式上的挑战。

　　另一个就是人物。过去我所有电影的人物也处在变革的影响中，比如《二十四城记》讲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给工人带来的影响。最后大家的释放在于讲述，讲出来，流流眼泪也就过去了。但我在《天注定》里收集的四个原型，都是有破坏性、有行动性的。说白一点，他们都是在暴力之下以暴制暴，拥有行动性的人格。一方面我反对以暴制暴，但是从人的方面我理解他们。这种尺度的拿捏，这种新的人格的描绘，是对过去电影的一些颠覆。最典型的一个就是《站台》，那么有理想的一帮人，最后也就中午睡睡午觉，完全被生活征服了。但是《天注定》里面的四个人物，都做出了他们的反应。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部电影整体上很强烈，也有很多动人充满柔情的细节，怎样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糅合在一起？

　　贾樟柯：生活不是非白即黑，每个人都有他的情感生活，不能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以暴力主题的电影而忽略了它们。它们也是暴力主题的一个反衬，在电影里就像烟花一样，每个人都有美妙的瞬间，但是很快抓不住，很快破灭掉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部电影表达了大环境下个体的无助，你有过这样的情绪吗，你怎样纾解？

　　贾樟柯：经常会有这样的无奈。比如说我自己从事电影工作，我觉得一些基本的常识、概念在整个社会环境中一直建立不起来，包括对我这类型电影的理解。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就在拍电影了，大家都说你们为什么拍中国落后的阴暗的部分。到我拍电影的时候还是这样，直到昨天还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很无力，社会共识的形式、文化概念的形成，在中国就像沙滩上的建筑，建起来再摧毁，建起来再摧毁。

　　对我来说拍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出口。我觉得人最大的出口是能讲出来。整个社会不管哪个阶层、哪个职业，如果他的命运遭遇、他所面临的一切，特别是困境不能被讲述、不能被谈论，这是特别大的一个窒息和压抑。好在我有电影，而且我有勇气把我想拍的电影拍出来。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出口，一个抒发口。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戛纳电影节上你和作家余华、苏童有过一次对谈，他们对这部电影非常乐观，认为票房可以卖到5亿，你乐观吗？

　　贾樟柯：困难很大。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我们整个团队比较如履薄冰，因为突然间的行政干扰还是存在于其他电影的案例里面。我们希望能够逐渐度过，最担心的还是进入市场的过程不要出现人为的行政干扰。大众的接受度我也担心，中国社会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关于中国文化的开放，我们一直在谈审查、谈制度、谈体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众的阻力不要小看，就像《被解放的姜戈》当时已经通过了审查，但因为一个裸体镜头，有无数个观众在写信、在打电话。

　　纽约时报中文网：谈谈《天注定》在海外销售以及收获的评价。

　　贾樟柯：《天注定》是目前为止我所有电影里销售最好的，41个国家，基本上重要的电影市场都购买了这部影片。从今年10月开始，陆续在意大利、美国发行，11月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上映，12月会在法国上映。如果包括《二十四城记》的话，从2008年至今，我有5年的时间没有推出纯粹意义上的剧情片了。这是5年之后，我推出的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剧情片。很多评价就是说，5年不拍剧情片贾樟柯拍得还不错。当然更多的评价是对电影的读解。我刚看到新西兰的一个评论提到电影的最后一幕：赵涛去找工作。它有一句特别打动我，“在这个国家可能唯一不缺的是工作机会，唯一的问题是可能面对的是同样的老板。”有一种人性和社会的洞察力在里面，我剪片子的时候的确是这么想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把自己的电影作品卖到海外市场的中国导演并不多，愿意分享下你的经验吗？

　　贾樟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保持一个电影艺术的水准，这一类型电影在国际上最大的商业元素是它的艺术水平。所以只要你能保持连续的艺术水平，就能获得连续的发行，连续的发行就意味着导演的个人品牌和固定的观众群。为什么《天注定》一出，这些地区都会买？是因为大部分地区都有发行我的电影的基础，他们知道市场大概的接受程度是什么样，所以他们做决定就很快。像比较传统的法国、日本市场，我的电影一首映，他们就决定购买(版权)，不会太犹豫。这就跟积累有关系，这种积累是从《小武》开始。

关键词：贾樟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