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粮的中国：过半省份难自给 黑龙江最靠得住

　　中国粮食地图：

　　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

　　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农业中国经千年形成的粮食分布格局是在最近的30年间被改变的。

　　粮食主产区有的还不能自足

　　“最靠得住的还是黑龙江”

　　在过去的30年里，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蜕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则承担起了粮食主产区的重任。中国的粮食生产于是向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集中。

　　至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 79%和53. 44%，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至45. 21%和45. 66%。“南方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这导致耕地减少的速度也太快，粮食保障已经靠不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最靠得住的还是黑龙江，中国50%以上的增产来自黑龙江，黑龙江在中国粮食领域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

　　李国祥的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2010年，中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当前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是东北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河南、山东)，长江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供给平衡略有余，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

　　其中，东北区、冀鲁豫区在全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南区、京津区则相反，供求失衡日益严重，自给能力不断下降。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的转变，并且，这一格局在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周刊》采用最简单的经验估计法，即粮食总产量/(常住人口×400公斤)，统计出《2012年各省份粮食自给率》。统计结果以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来估计全国粮食消费总量而计算的粮食自给率。

　　结果显示，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大约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一般认为，自给率明显地超过100%的省份为主产区；自给率大约为100%的省份为平衡区；自给率明显地小于100%的省份为主销区。但这个划分标准并不绝对，自给率超过100%的宁夏、新疆和甘肃，人口较少，但粮食总产量很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

　　处于粮食主产区的13个省份并非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供给有余。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自足之外尚有余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剩下8个主产省份趋于仅能实现自身平衡。“粮食外调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龙江和吉林，内蒙古的粮食生产正在崛起，河南的粮食大省地位则在下降。”

　　缺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省份。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其中又以上海为最，其自给率不到13%，严重不足。

　　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大多数也是供求失衡，需求比重大于、甚至远大于产出比重。

　　当然，若按照实际消费量与当年供给量计算自给率，这种方法最科学，但实际消费量数据极不容易获得。在我国，粮食库存数据是国家机密数据。因此，这种估算在实际中行不通。

　　区域性供求矛盾

　　东北驰援东南

　　在粮食分布及供给的现实格局下，解决区域性供求矛盾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各缺粮大省份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解决缺粮问题，以保障“米袋子”。

　　自给率最低的上海，其粮食安全最早是由毗邻的江苏省保障的。然而，随着苏南经济的崛起，苏南的粮食已很难自足，苏北地区的供给也很难满足整个长三角地区。

　　2004年后，上海与黑龙江省的粮食合作变得十分密切，几乎每年，两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均要会面，签署粮食产销合作的协议或项目。

　　2011年，上海在黑龙江虎林建设粮食基地，上海良友集团与虎林绿都良友有限公司签署粮食合作项目，以投资控股形式参与粮食购销管理，每年保证50多万吨优质大米运销上海，占上海全年大米供应量的1/5强。

　　比上海先一步与黑龙江合作的是浙江。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2012年，浙江的粮食自给率大约只有35%，其余部分只能靠外调，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是“养活”浙江的最主要省份。

　　早在2000年初，粮食紧缺的浙江就提出了向东北“大粮仓”要粮的思路，在全国率先与黑龙江开展省际粮食产销合作。

　　时任黑龙江省长的张左己还承诺，黑龙江要为浙江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决不搞地区封锁，不哄抬粮价。

　　浙江也在采取一些方式力争自保。“因为确实也担心，万一真的粮食短缺以后，不给运出来。”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彼时，浙江省解决粮食短缺的思路是：一方面，将东北的粮食企业引到浙江来加工；另一方面，动员浙江的农民到黑龙江广袤的三江平原去租地耕种，浙江则不再大规模地发展农业，而是全力投入到工业化中去。

　　马荣荣说，浙江人去了黑龙江之后花了很大精力，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边所有的土地都能发展你想发展的东西，例如，北方的水不均衡，租赁的土地基础设施差，好地，当地农民都留着自己种。”不过，还是有浙江的农民留在那里，最后成了农民老板。

　　广东的粮食自给率比浙江的情况更差。广东省统计局曾发布《2007年广东农业农村经济情况及2008年展望》称，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年缺口达2400万吨，需要从湖南、江西、广西、安徽等省份调配，是内地第一缺粮大省。这种情况没有在改善，而是在加剧。

　　《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结果显示，2012年，广东省的粮食自给率不足33%。

　　更为糟糕的是，作为广东最主要粮食调入来源的湖南，大米正面临着重金属污染的威胁。这使得广东人忧心忡忡，怎么解决安全大米的来源问题，或将成为当地政府头疼的问题。

　　李国祥认为，相对幸运的是北京，供应北京市场的大米主要来源于黑龙江。他认为，远离高度工业化的黑龙江大米，是相比之下，中国比较安全的大米。

　　河南：粮食“十连增”背后的隐忧

　　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直至2010年，河南城镇化率只有37.7%，远低于全国49.68%的水平，居全国倒数第五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勇实习生李姗姗|河南报道

　　5月26日，夏收在即，中原大地普降大雨。

　　这是一场久违的夏雨，但对于农民来说，连续的降雨又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还有十来天就要收割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天天看天气预报，怕出现连续的大雨、干热风等天气。”河南滑县白道口镇黄村种粮大户于同勤不无担忧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为了实现粮食的连续增长，河南的夏粮承载着巨大的压力。

　　“天下粮仓”艰难坚守

　　“预报晚上有暴雨，马上就要收麦了，所有人员都下乡了，防止出现洪涝灾害。”5月25日，河南滑县农业局纪委书记郝广亮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麦收前后往往是“压力山大”，最害怕出现重大的自然灾害，这关系到小麦一年的收成。

　　有着“天下粮仓”美誉的河南，用占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4的小麦、1/10的粮食，除了满足河南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外，每年还向国家贡献400亿斤以上的商品粮及其制成品。

　　对河南来说，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不仅仅是农业大省的责任，更是一项“政治任务”。

　　2011年，中原经济区建设大幕开启，在确定中原经济区诸多定位时，农业和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继续保粮成为河南的头等大事。

　　去年，河南夏粮总产量637.2亿斤，稳居全国第一的同时，实现了自2003年以来的“十连增”。在这样的高起点下，继续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便成了河南今年的重担。

　　“目前，河南的粮食产量基数已经很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大幅上升，种粮效益仍然普遍偏低，气候条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农业防灾减灾的压力加大，各种支撑要素已经绷得很紧，持续增产增收的难度可想而知。”豫北一粮食重镇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直陈“保粮”之艰。

　　按照“十二五”规划，至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需要增加1000亿斤，仅河南的增产任务就达到300亿斤。为此，河南建设用地指标受到极为严格的控制。“近年来，河南的建设用地每年平均约20万亩，最少的一年是11万亩，最多的一年是30万亩，其中还包括了国家重点项目用地。”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说。

　　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数年来，河南省会郑州的规模，与邻省的省会武汉、西安等相去甚远。直至2010年，河南城镇化率只有37.7%，远低于全国49.68%的水平，居全国倒数第五位。

　　而河南大多数产粮大县，往往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支持粮食生产往往需要真金白银，每年的财政收入支付工资都困难，哪有余力增加过多的投入。”上述豫北官员坦承，支持农业生产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河南滑县白道口镇西河京村的黄国兴，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农业专家”，他热爱农业科技，被聘为农村最基层的农业科技员，自己承包了50来亩地，对前来咨询的群众手把手传授农业技术。一到农事关键时期，他还利用高音喇叭、黑板报、办培训班等形式，宣讲农作物种植管理技术要点和病虫害防治办法。而县农业局每年给予他的补贴仅3000多元，“还不够油费，每天要外出好几趟，有时候要跑几十里地观察病虫害，了解病虫害的发病规律。”黄国兴告诉记者。

　　“我们技术员都是包村到户，经常下乡，走到哪儿给农民指点到哪儿，还是忙不过来，主要是农业大县财政困难，经费少、无编制，科技人员相对较少。”河南滑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魏凤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追求GDP使农业政策难落实

　　近年来，为了“保粮”，河南在耕地保护、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硬件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善粮食生产条件。

　　去年，河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建设高标准粮田的指导意见》，提出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成一批亩产超吨粮的“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高标准粮田，确保到2020年河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达1300亿斤以上，进一步巩固提高河南省农业和粮食生产优势地位。

　　“我们村原来就是一些盐碱地，到了冬天白茫茫的一大片，种庄稼收成是很低的。这几年深翻土地、秸秆还田等技术改造，现在种的小麦亩产都达到了千把斤。”黄国兴说，今年秋即将完工的农电水利工程，也将使原来用柴油机器带动的灌溉的成本，从40元/亩降到10元/亩。

　　然而，近年来，由于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种粮效益普遍偏低，农民的种粮意愿不断下降，河南每年有2000多万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弱妇幼”成了种粮大军。

　　“年轻的孩子们都不愿种地，种粮食的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河南要保证粮食安全，解决今后‘谁来种地’问题至关重要，不能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河南濮阳南乐县农业局局长潘玉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需要在种粮大户、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组织等新型主体的培养中寻求突破，积极发展各类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这也是提高粮食综合产能、实现长期稳产高产的关键。

　　据河南省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河南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3.4万家，入社农户达226.49万户。

　　不过，各地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些合作社由于缺乏技术指导，仅仅是实现了规模化种植，粗放的管理并不能实现粮食的增产，甚至由于缺乏技术监督和制约，出现了一些假种子、假化肥导致农户受损的事件。”魏凤梅认为，对这些合作社需要加强管理，在技术上把关和监督。

　　此外，一位县级农业部门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目前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资金分属水利局、发改委、土地局等不同部门，各部门自行制定规划，标准不一，各自为政，对于一些示范田，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而偏远的地方很难惠及，各个部门由于利益等因素，很难有效整合涉农资金。

　　而考核机制的问题更是令农业生产处在尴尬的弱势地位，“现在的考核机制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观，在一、二、三产业的考核比重中，农业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各地政府都是忙着大力招商引资，很多农业政策只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雷声大雨点小，很难真正对农业生产重视，也很难落到实处。”上述官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