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处罚白崇禧,却由湖北籍“国大代表”敲山震虎,在“设计委员会”会议上对白崇禧提出弹劾案,主要有两点:一、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二、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不过,蒋介石暂时还不想借此清算他,陈诚也为白崇禧开脱。
1954年“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旧案重提,并有40多名“国大代表”联名。白崇禧不得不再次以书面答复。最后,“国大”会议决定将此案保留,一场弹劾案才不了了之。
不久,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潘公展在香港《新闻天地》刊登文章,提及当年白崇禧逼宫事。1959年蒋经国在台湾出版《危急存亡之秋》一书,将白崇禧逼宫案原原本本地披露了出来。这样一来,白崇禧再想辩护也不行了。
逼宫案成了白崇禧晚年的最大心病,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想站出来辩护,真是百口莫辩,不出来辩护则又等于默认。白崇禧时刻担心蒋介石一怒之下,清算旧账,拿他开刀。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蒋介石不再需要白崇禧了,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投共,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事实上,李宗仁回大陆后,蒋介石即迁怒于白崇禧,他命令毛人凤对白氏直接采取制裁行动。毛人凤将这一任务交给谷正文办理。
谷正文奉命后,就积极策划暗杀行动,并确定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谷正文收买了白崇禧身边的一位姓杨的副官。不久,这位杨副官报告:“先生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这样,谷正文决定在白崇禧出外打猎时,于山野外杀死他。
谷正文密令侦防组:“暗杀不准用枪。要把一切制造意外死亡的条件搜集起来。”
经过勘查,侦防组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崇禧当时已年逾七十,不会徒步上山,而一定会乘轨道车。
这样,侦防组派人到现场实地勘查后,决定等白崇禧上山时,把握时间破坏途中一木制小桥,等他下山行经桥面时,便会连同轨道车一起坠入50余米深的峡谷。经过实地演练,他们还找到了螺丝松脱法,能丝毫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
事发当天,白崇禧等一行人兴致很高地去打猎。10点37分,白崇禧等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侦防组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钉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的树丛里,静候白崇禧等人下山。
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两辆车从高山背面滑出,相距约30米。前面一辆车上坐着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松开了螺丝钉的桥中央时,突然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深谷中。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的一名副官用力将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
白崇禧从地上爬起,拍去尘土,他望着谷底下的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再望望四周的山野,似乎明白了什么。事后,谷正文和毛人凤前往蒋介石官邸汇报行动结果,蒋介石并未苛责,只是不无遗憾地对他们说:“再从长计议吧!”
白崇禧经历这次险情后,行动更加谨慎,这使谷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
白崇禧晚年异常苦闷。在白夫人去世后,为解除烦闷,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侦防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买通医生下重药,置白崇禧于死地。
一天,谷正文打电话给医生赖少魂询问白崇禧的情况,赖少魂报告说:“白将军不是病,他想补……”
“不管他是买什么,你要发挥自己的专长,蒋总统要你多‘照顾’将军,须以猛药起沉疴,重病得下猛药。”谷正文暗示赖少魂在药的剂量上动手脚,使衰老的白崇禧不胜药力,“补”不起。赖少魂奉命后,立即给白崇禧开了一帖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照方到天生堂中药店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往后数月,白崇禧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张小姐频繁往来。
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宅夜宿。就在这天晚上悲剧终于发生了。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趴卧在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小诸葛”,却在失意中不明不白地走了。另有一说法是,白崇禧的遗体上呈铜绿色,不像自然死亡;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药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药酒,但后来药酒与酒杯都不见了。但白家自觉此事背景复杂,并未追究。
《43位战犯的后半生》湖北人民出版社